鲁政委：我本可以什么都不讲……

wor315

早在2007年9月市场一片乐观情绪中，鲁政委就在《上海证券报》发表文章大胆断言“美国次贷余波难平或超想象”。又在2008年1月，他提前11个月明确预言美联储可能推出前所未见的量化宽松政策（QE）。此后的2012年，他指出中国房地产中长期拐点开始出现。

　　这些当时并不中听的大胆预言，最后竟然一一应验。由此，他被媒体戏称为“预测帝”。

　　⊙记者 张玉 ○编辑 孙忠

　　他擅长用“汇率”这把梳子来梳理中国经济纷繁复杂的逻辑脉络。

　　凭借着对经济运行的清晰理解和深入研究，他曾两度参加国务院组织的经济专家与企业家经济形势座谈会。

　　他的观点常常让人觉得大胆、打交道又让人感到谦和，演讲却又使人感到趣味盎然。

　　可是，在他实名认证博客的扉页上展示的座右铭却是：我本来可以什么都不讲……

　　以“不讲”作为一个需要到处“讲”的经济学家的座右铭，让记者非常困惑。他解释道：这句话来源于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有时理性的分析和大胆的预测可能会让人们不接受、不开心，而他也会因此挨骂。那么，他本来可以选择什么都不讲。然而，正如阿伦特所说：为了爱、为了促进理解，人们需要开诚布公地对话。坦诚的交流将会打开一个崭新的世界，也给每个观点相互碰撞的机会。

　　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不可知论”。市场经济就是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的系统，在其中没有一个人掌握了全部的真理。通过在市场上自由、公平地进行交换，将各自掌握的信息反映在商品和资产的价格中。而这些价格是否完全正确无从知晓，也并不重要。通过交换提升了参与者的福利是核心。

　　“我本来可以什么都不讲……”可是，坦诚的对话展现出了人的“性感”——交流的重要性和“在其位”的使命感。这让记者有些感动。在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兴业经济研究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鲁政委看来，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为了获得真相，最好的办法是让所有的观点在媒体的平台上相互碰撞，交流和时间自会检验一切。

　　新预言和新标签

　　“2015年人民币汇率贬值5%，到6.5附近。”他2015年初对记者的预言，而今已经被去年12月31日定格的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6.4936所证实。

　　如今，在2016年初，他又对记者大胆预测，全年人民币兑美元将会贬值15%，达到7.3左右，这是目前所有市场机构中最为大胆的预测。因为在他分析框架中，中国经济的复苏需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应调整；人民币兑美元大幅贬值是中国公司特别是第二产业的企业基本面改善的原动力，也是在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不可能三角”中确保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唯一钥匙。

　　同时，以“汇率”的视角看，他认为2016年股市值得期待。伴随汇率波动，2016年将会有降息，至少会引发出“小水牛”。假若人民币汇率贬值及汇率更加市场化，将带来公司基本面的改善，配合着货币宽松形成合力，2016年甚至还可能成为“大牛市”开端。

　　汇率是他的新标签。汇率视角为他的宏观经济分析搭建起了一个逻辑一致、行之有效的分析框架。

　　回顾中国经济，他发现很多中国宏观经济的关键数据都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化密切相关，特别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化对中国经济的荣衰有很强的解释力。

　　按照他严谨的学术表述，他所指的“汇率”并不仅仅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而是综合了各种国内成本和本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所以这么来看，是有更为清晰的政策含义。

　　他告诉记者，中国经济的复苏需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应调整，要么人民币兑美元大幅贬值，要么更大幅度削减国内成本，特别是不得不出现更多国内企业破产从而强行降低工资、房租等等，减税和降低融资成本会有一些作用，但由于目前实际有效汇率高估甚多，而这些因素在其中所占比例有限，因而整体效果有限。

　　当前，对于汇率能否真的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还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他说，实际有效汇率这个概念很抽象。对于他的判断，时间将自有分辨！

　　他的经济学思想来源于经典经济理论、经济史和金融史。他认为，如果你对历史足够熟悉，太阳底下就很少能够有新鲜的事情。

　　其实，早在2007年9月市场一片乐观情绪中，他就在《上海证券报》发表文章大胆断言“美国次贷余波难平或超想象”。又在2008年1月，他提前11个月明确预言美联储可能推出前所未见的量化宽松政策（QE）。此后的2012年，他指出中国房地产中长期拐点开始出现。这些当时并不中听的大胆预言，最后竟然一一应验。由此，他被媒体戏称为“预测帝”。

　　分析师的拼图

　　鲁政委用“拼图”类比自己作为一个分析师的日常工作，也就是从各类相关或貌似不相关的变量“拼出”其中的逻辑规律。在他眼中，一份好的研究报告并非只是拼凑，而是要逻辑紧致、文笔晓畅才精彩。一份好报告的标准是：内行看着不觉得你外行，而外行看着也不累。

　　卖方研究报告常常以“恰如我们所预测的”开篇，这表明，预测是市场研究报告的终极使命。鲁政委对自己和研究团队的要求是，只有那些清晰而可辨识的判断，才能称之为“预测”，而一些诸如“宽幅震荡”、“短、中、长期”、“爱在深秋”、“风大慢走”之类的模糊表述，由于难以进行具体的验证，无法证实无法证伪，因而并不能算是真正“准确的预测”。

　　他认为，在判断上，要预测出区间，哪怕会出现一些左右的偏差也是OK的，当然也不能超出太多，这个市场自有公断。在时间上，要明确到具体月份，不要含糊其辞，这样才能显示出判断的功力，对现实才更有指导意义。所以，一个分析师若要通过预测成名，他给出的预测要非常清楚具体，越清楚具体越容易被验证，当然越精确也越容易出现最终不一致的可能，这需要分析师个人对风险和收益进行权衡。

　　虽然市场上津津乐道，鲁政委曾连续14次预测到货币政策出台时点，但他自己觉得此类预测只是简单的平滑外推，只是一个好一点的分析师所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功。

　　鲁政委对记者表示，真正优秀的分析师必须要能够看到拐点。他最满意的是：出道以来，他有幸多次提前看到了经济中的重要拐点。当然，这些判断并非灵感从天而降，而是来源于其对金融史、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熟知。当然，做出拐点判断也要面对因袭的质疑。

　　2007年1月，在当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只有9.5%的时候，鲁政委作出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最高可能被提高到23%的判断。这种预测在当时看来，是相当疯狂的！然而，四年之后的2011年下半年，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达到了21.0%，离当初所预测的竟然只有一步之遥。

　　鲁政委说，其实，当时疯狂的预测，是他仔细考察了近代的一些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历史，发现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必然都会有一段时期是高顺差的，由此会给这一经济体造成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压力。这都需要货币当局控制流动性的增长。鲁政委发现，其实在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那段金汇兑本位时期，早已经有了类似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制度。而在一些非常有名的专家学者认为我国的央票是个创造时，欧洲中央银行、智利央行等其实早已有类似央票之类的工具。

　　2008年1月，在美联储大幅降息75bp之后，鲁政委意识到，未来美联储很可能会走到利率降无可降的地步，由此他在国内率先指出美联储可能采取购买长期国债注入流动性的“量化宽松”政策。果然，当年的12月美联储首次出台了史无前例、震动全球的“QE”。

　　他这一判断的知识源泉，其实是来源于马丁·迈耶（Martin Mayer）的《联储岁月》那本书，其中曾讨论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当时美联储已经在想：如果将来美国也出现像日本一样的情况，利率降到降无可降的地步后，那么，美国能够怎么办？当时提出的一种预案就是，美国可以考虑通过美联储购买长期国债的方式注入流动性。其实，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国内上世纪90年代已经有译本）给日本出的就是类似的主意。

　　2007年9月，在中外研究机构均一片乐观认为“美国经济弹性较好，不会衰退”的看法中，他前瞻性地判定“美国次按余波难平或超想象”，认为QDII要缓行，当时在上证报摘要发表，为事后形势发展所证实。由于赶上了美国次按所诱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有国内出海的QDII，全军皆没，无一幸免。

　　鲁政委2012年发表研究报告《中国经济的日本化倾向》，认为中国房地产长周期的拐点已经到了。而今，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已经面临严重的库存压力，回头看来，当时这个研判对于银行业务意义重大。

　　而在当时，很多人都在说，中国人和美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对房子更感兴趣，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更强。然而，鲁政委认为：天底下没有新鲜事。

　　2015年人民币汇率跌5%到1美元兑换6.5元人民币，又被他提前言中。在过去，很多人都认为决策层不会让人民币汇率贬值。然而鲁政委指出，形势比人强。

　　他的一些预判获得了证实，而有的预判仍需留待时间给予检验。

　　鲁政委近年一直坚信：实际有效汇率对经济荣衰具有强大解释力。他认为多组数据都在指向这一结论。事实上，他对于2013年后债券走强的判断都是在基于汇率影响经济荣衰的大框架下做出的判断。而这种貌似阳春白雪的分析，由于能够对利率走向给出清晰的下里巴人研判，从而在2013年第四季度“钱荒”造成债券市场恐慌暴跌的关键时点，给出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极其有价值的操作性建议。

　　分析会有出错的时候吗？鲁政委告诉记者，预测的准确性始终是概率意义上的。虽然目前研究团队在大趋势研判上还没出过重大差错，但在季度数据预测上有时会出现偏差，而高频数据因为受噪声影响大，判断出现偏差也并不鲜见。

　　记者仔细观察过鲁政委的预言，有的往往要在两三年之后才能实现。他笑道，这样才显示出前瞻性。如果一预测马上就会“变现”，决策层、机构、市场都没有时间做出反应，这样的预测即便准确了也没有任何意义。

　　看好银行与券商发展

　　作为兴业银行和华福证券的双料首席经济学家，他认为，银行和券商还是会伴随制度创新而有长远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在当下综合化经营趋势下，互联网和券商都做着类“银行”业务。银行的理财业务也可以投资股票，所以混业监管是非常迫切的。另一方面，银行与券商也需要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银行并不像券商那样可以承销交易所的债券，也不能够在交易所的大宗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在交易所，银行没有自营交易商牌照。券商和银行本质是竞争关系，但目前却还不是一种公平竞争的状态。从利率市场化先行者的经验来看，凡是利率市场化之前就已经是全能银行制的经济体，其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银行倒闭得都比较少，因为银行的收入早已多元化而不是依赖单一的利差，反之，凡是到利率市场化之后（从利率管制解除的角度）仍然未能实现综合化经营的，其利率市场化一般都导致了大量银行倒闭，因为银行单一的利差收入来源被其他非银行竞争者分食之后，若法律和监管仍不允许银行获得其他收入来源，最终就只能大量倒闭。

　　在他看来，“交易银行”虽是新概念，但并非新事物，其实只不过是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围绕客户行云流水般的提供各类服务而已。大家很关注注册制，但却忽略了这项改革的根本制度基础，即要将对市场的监督权赋予每一个市场参与者，让利益相关方“置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不是仅仅只有个别监管部门才拥有监督权。一句话，让投资人自己去判断价值承担风险，作为对等，也需要还投资人以监督的权利。

　　也有些人困惑于：课本中的经济学给出的结论当运用于实际时常常会不一致。鲁政委认为，经济学理论设定了很多的约束条件。如果你理解了经济理论的前提假定，然而根据适用的情况调整前提假定，那么，理论将能强有力地指导实践。所以，不要轻言已经推翻了一种理论，或者进行一种理论创新。

　　在从事经济解释和与预测时，一定要坚持逻辑一致性。比如有人提到经济下降是人口红利衰退所引起的，但是人口变化是很缓慢的过程，与经济增速短期内的“高山速降”和当前的失业压力存在逻辑不相一致。

　　鲁政委非常喜欢做研究。他说自己是“三天不写文章手痒，一周不写文章心慌”；他的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写得比我读得还快”。目前，他全年要自己独立写70多篇研究报告，亲手制作上百场会议的PPT。在写研究报告时，他先是构思逻辑框架，然后再花很多时间完成起承转合的写作。在帮助研究员们修改研究报告的过程中，鲁政委直白地说，他就在把自己当作白居易描绘的那位老大娘，要求研究员们的报告写得简单、清晰、易懂。

　　以好心态面对质疑

　　分析师的判断难免会遇到质疑，这就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气度。鲁政委的好心态、好脾气可能源于他曾经六年的大学本科执教生涯。他本科毕业之后就走上了讲台，这段经历重塑了他的性格。

　　他带的第一届学生和他的年龄差不多。有次，他跟班里学生强调了几遍复习重点，但有个学生老是说自己没听懂，仿佛在挑战他。他忍不住火冒三丈，这个学生也不甘示弱。事后，鲁政委反思：“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诲人不倦，无论年龄如何接近，学生仍然是学生，学生问多少遍、无论学生什么心理，老师应该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应该耐住性子一遍一遍讲。这段当老师的历练，不仅锻炼了其化繁为简的好口才，更是让他今后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还有一个学生对鲁政委说：他对经济不感兴趣，他喜欢哲学的一个分支现象学。鲁政委问道，有什么能证明你喜欢哲学吗？那个学生给鲁政委看了自己写的20多万字的哲学思考。虽然不甚精细，但是也可以看到他的思考过程。鲁政委就鼓励他尝试哲学系。最终，在鲁政委自己还没有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毕业时，这名学生已经做了他的同学，读到了社科院中国古代哲学的博士。鲁政委对这一点一直非常得意：自己作为经济学老师，居然鼓励出了一位哲学博士。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这段经历，使得他目前在工作中，虽然会对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但从来不强迫别人必须得接受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只要是以坚实的数据和逻辑为基础，能够自圆其说、逻辑一致。

　　在鲁政委看来，做老师和做分析师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要耐心把自己的所得，形象生动地进行分享。每一种人生都有意义，关键在于要有职业素养，把份内的事情做好。面对质疑，时间会解答一切，自己需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经济学的道路选择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他还会走现在这条路吗？鲁政委笑道，可能还是会重复，这是性格使然。

　　鲁政委说，给定智商没有问题，那么，一个人选择不同类型的工作，应该是不同的人对风险有不同的偏好。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偏风险规避型的人，不必时刻忧心投资盈亏的分析师工作更适合自己；而投资经理需要直面乃至驾驭自己的内心，在市场大涨大跌之时要能有“老僧入定”的状态。

　　鲁政委最欣赏的人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集学者、投资家和政治家于一身，在一战结束后预言了二战的爆发。在二战结束后，为战后世界货币体系提出了与“怀特计划”并行的方案。凯恩斯一直非常关心自己的祖国英国的未来，并为之竭尽心力。

　　凯恩斯的传世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深深地影响了鲁政委。《通论》前言和结束语中有三句话，深刻映在鲁政委的脑海中。

　　第一句话是在序言的扉页上写着——“In the long run,we are all die”。鲁政委说，这界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只解决短期问题，不解决长期问题。

　　第二句是在结束语中讲，“经济学家的思想，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比我们想象中的影响要大。无论是高高在上的政治狂人，还是自诩不受任何理论所影响的实干家，他们都不过是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在经济政策的选择中），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鲁政委感慨，当下有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事实上，一些改革并不尽如人意，很多时候未必是利益不可触碰，而很可能更多的是思想理念上的认识存在局限而不自知。

　　鲁政委说，《通论》中还有一句话，并不有名，但他却印象深刻：“如果存在着足够的有效需求，那么，只需要一般的技能和好运便能取胜。”那么，现在，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工业企业不盈利，为什么没有人认真反思这一问题呢？

　　对于当下众多分析报告引用易经占卜的办法来铺陈，他谦逊地说：引用易经占卜进行分析，他不知道是否真的有用，很可能自己阅历还不到，而目前他只需要使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同时结合经济史的知识，似乎就已经足够了。

　　鲁政委坦言，在工作上最大的快乐是自己的预判得到验证，但有时却也是痛苦之所在。因为预言实现也可能意味着不好的情景发生。每当此时，分析师常常感到无奈，甚至宁愿自己的研判不是正确的。

　　在生活中，最令他感到快乐的是坐在洒满阳光的窗口，泡一杯热茶，闲看小孩子玩耍。

　　鲁政委在生活上随遇而安，脾气好，比较细心。对于家庭，他的体会是，家不是讲是非的地方，而是讲和气的地方。他从前也常帮太太做家务，不过现在因为工作忙、出差多、加班多就做得少了些，但他还是尽可能地抽出很多时间来陪伴家人。

　　作为过来人，他说，一个分析师要能够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的高效率工作，一定要有一种自己可以长期坚持的运动，这是排解压力、保持健康和快乐的好办法。他觉得跑步可以不受场地限制，是个不错的运动方式。

　　鲁政委喜欢读书。有些书翻来覆去读上很多遍，有些书只看了前言和目录，方便日后需要时重读。他说，有些书当时读得再仔细都未必懂。需要人生的阅历积累来加深理解。在从事实务的市场人士中，他的藏书算是比较多的，有次搬家，他运书就花掉了两千多元的运费。此后又一次搬家，由于居住空间所限而有些书无法带走，他非常难受地写下“断舍离”三字来和这些书告别。

　　在与记者闲聊的过程中，鲁政委分享并推荐了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的《稳定不稳定的经济》、美国前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的《压力测试》和美国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S. Bernanke）的《大萧条》，这些书对当下的经济现实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此外，他还很喜欢《唐诗三百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沉醉是他一生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