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回忆录《华尔街疯人日记》 （全文完）

伤花怒放

小弟比较喜欢看小说，09年看到这篇回忆录感觉不错，转给大家看一下。祝大家本事大的发大财，本事一般的也发笔小财。
不管赚多赚少，开心的赚，赚得开心最重要。
别人家的草坪也许更绿，别人家的红酒可能更香，但追求自己愿望的时候要保持头脑冷静和心态平和。

华尔街疯人日记

（编者按：《华尔街疯人日记》(Memoirs of a Minyan)是财经信息网站Minyanville.com创始人托德•哈里森(Todd Harrison)的回忆录。Harrison讲述了他从摩根士丹利交易员到对冲基金合伙人再到网络媒体人的职业生涯，冷眼剖析了华尔街对金钱的错误崇拜。）

1.当时正是世纪之交，变化即将到来。

当对千年虫的恐惧席卷大街小巷，股市把忧虑挡在墙外时，华尔街正为新发现的财富和非理性繁荣而头脑发热。

对于交易员而言，这是段激动人心的时光，财富就像会飞的魔毯一样神奇地扶摇直上。如果你不是也在手舞足蹈，你就是没赶上趟。从出租司机到家庭主妇，每个人都如同穿上舞鞋般停不下舞动的脚步。

在我这行里，我已经是个老手。我在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打磨了七年后，开始为一家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纽约对冲基金管理衍生品投资组合。

当我30岁时，有人说我已经在这个到处都是前辈的世界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有许多可以做的事，还有更多的钱可以赚。这也是我激励自己做出下一手漂亮交易的自私原因。

我认识吉姆•克拉默(Jim Cramer，译者注：是Cramer Berkowitz & Co.创办人，现为有线财经频道CNBC节目Mad Money主持人)和杰夫•伯科威茨(Jeff Berkowitz，译者注：是Cramer Berkowitz & Co.的合伙人)有好多年了。我在摩根士丹利工作时曾跟踪过他们的对冲基金。不论在人品还是在专业能力上，我都很尊敬他们两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建立起一 互利共生的关系。

我们交换意见、分享见解，交易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股票，我们走的是独立而又相似的路。这是一个探索发现的时期，而且──当时我们还浑然不知的是──是永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关系的开始。

1999年临近结束时，我们的生活重合的部分越来越多。我准备迈出职业生涯中的下一步，而Cramer Berkowitz对冲基金准备将其交易部门改造为强大的合法收入来源，而不再只是执行命令的平台。

他们已经拥有知识资本，也有证明这一资本的业绩。我们的联手将把我们提升到新的高度，使我们这个基金成为不可小觑的一支力量。

当我们这段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可谓天衣无缝；我将作为合伙人加入公司，管理全部交易业务。我要求在人事决策、委托投资方向和风险管理系统上拥有完全自主权。我的每项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当我们在Gramercy餐馆(Gramercy Tavern)开瓶庆祝时，这笔交易以拥抱和握手圆满敲定。我将亲手打造公司的交易业务，在华尔街上为别人打了10年工后，我终于拥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我向Galleon集团递上一封辞呈，搭上我能打到的第一辆出租车前往离华尔街几条街的富尔顿(Fulton)街40号。

我当时是如饥似渴而又谦恭、兴奋而又紧张、满腔热情而又从容不迫。

公司已有的交易员已经为干了许多年，他们所做的就是按克拉默、伯科威茨和研究主管马特•雅各布斯(Matt Jacobs)的指令行事。我的理念与他们有些不同。我认为交易过程可以使仅靠研究人员算出来的利润增值。

我担任了交易部门的领导，并开始静静地观察哪些人可以成为今后三年我事业上的左膀右臂。

但我很快就认识到，我在Cramer Berkowitz的时光绝不会是那种太平无事、普普通通的工作。

这正是我喜欢的。


2.过程就是收获


我并非一直想成为交易员。实际上，我能找到通往华尔街的路并生存下来实在是个小小的奇迹。

我为是否该讲出这个故事而挣扎，因为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对我的人生经历感兴趣。但当我穿越脑海中的迷雾曲折前行时，我决心拿起笔来，细数我一路走来的历程。

如果这样做不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只不过是用倍数更高的放大镜来观察我们生活的这个及时行乐、过度消费的社会。有人可能会说，我屈服于对金钱的错误崇拜，可能我的确如此。我习惯于认为，成功是用业绩来衡量的，而银行账户就是证明。

你在这篇连载中读到的每件事都是真实的，均为我亲眼所见。我是以不带道德评判，适当谦逊的态度来分享它的。洛乌•曼海姆(Lou Mannheim)曾在电影《华尔街》中说过：人类看向深渊，而那里却无人回望。就在那一刻，人类发现了自己的本性。正是这让他远离深渊。

我曾凝望过自己职业生涯中的几个黑洞，每次都会焕发新的热情，产生更大的决心。将障碍转化为机会的能力是生命中隐藏最深的秘密之一，而最伟大的智慧是在痛苦中孕育而生的。

就像任何旅程一样，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比目的地更重要。我个人的成长道路包括凭借职场晋升出人头地，追逐成功中的陷阱。一旦到达心中的目的地，我就意识到财富价值和自我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原动力。

这和我儿时被灌输的信仰截然不同，而它促成了我职业和精神上的重生。在生活中，就像在金融市场中一样，宏大的图景是由许多小图块拼成的。

要想充分理解我身处何方，必须首先了解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3.面包店男孩

我三岁时，父母就离婚了。回过头看，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那是在ZZ极其动荡的年代中，越战促成的仓促结合。

我们从新泽西搬到长岛大颈(Great Neck)，住在一所俯瞰公园的小公寓里。我和哥哥共用一个房间，我们适应了没有父亲的生活。妈妈在曼哈顿找到了一份工作，她的收入让我们得以享受殷实的中产阶级生活。
我们住在一个富裕的小镇上，但我们并没有住在最富有的社区。在大颈这个地方，孩子们彼此之间是靠鞋和衬衫上的商标来分三六九等的。这就是我对财富的第一印象：虽然有些钱，但对它的欲望似乎永远无法满足。

当我去住在镇子上富人区的朋友家做客时，我感叹于大片的草坪和昂贵的汽车。我问妈妈，为什么我们生活得那么简朴，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对于一个带着两个儿子的单身母亲而言回答这个问题是多么痛苦。她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如果你想要更多的钱，就去找份工作。

这是她给过我的最好的建议。

13岁时，我开始在当地的一家面包店打工。周六早上5点我就要起床，准备迎接蜂拥而至的顾客。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我立志要仿效的对象。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柜台的象征意义。当人们递钱过来交换商品和服务时，柜台就是一个有钱人和穷人的分界线。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将经历收银台内外两侧的人生。


4.长大成人

我的父亲搬到了加利福尼亚，我们的来往仅限于不太经常的交谈和在暑假见上几面。我曾经在生日时盯着电话等待它响起，期望可以假装一切如常，哪怕有一丝父爱的暗示也好。然而，就连这点愿望也很少得到满足。

我用许多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我变胖了，变得爱打架了，谁挡我的道我就要把他揍跑。我是那种希望搞出点什么事来证明自己，并用行动吸引别人注意的孩子。
对于如何管束我的进攻性性格，我母亲很有远见，她引导我去参加体育运动，通过正面途径发泄我的精力。我在运动方面脱颍而出，并认为自己最终征服了心中的魔鬼。不过，我真是大错特错。

高中是个丑恶的地方，尤其是在长岛这个用财富衡量人的地方。由于被父亲抛弃，我的自尊心变得脆弱，但我依然辛勤劳动。我干着几份工作，这遵照了母亲的建议──如果我想过得更好，就得为之努力工作。

我的祖父鲁比(Ruby)是我最好的朋友，但这弥补不了父亲在我心中留下的巨大空缺。我开始和父亲交流，想了解他为何离开，我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我决心弄明白这个男人到底是怎样的人，并在高二开始时搬到了加州伍德兰德岗(Woodland Hills)。

我父亲的心情阴晴不定。和他每次交流都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这一刻我们还在一起打棒球，试着追回失去的时光，而下一刻，我却要蹑手蹑脚地在家里走路，因为他正在气头上，我可不想让他听见我的声音。我以为他是个情绪化的人，但数年以后，才发现更令人头痛的事就要发生，而且是他无法控制的事。


5.新汽车，老问题

他的工作是后期制作主管，看上去这行很适合他。一天晚上，他开着一辆鲜艳的红色法拉利停在我们的车道上，宣布他升职了。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有多爱那部车。他给它清洗、打蜡、不厌其烦地夸耀它，彷佛这部车子就是他成功的标志。我到华尔街之后，多次目睹了这类浮夸炫耀之事。

我也买了辆车，是一辆红色的日产200SX，因为我渴望向他看齐。我父亲在贷款协议上签名担保，但说好由我负担月供。我靠着几份工作勉强还贷度日。母亲的建议时常出现在我脑海中：如果你想要钱，就去找份工作。
我想念参加体育运动的时光，但如果放弃它能换来汽车，我情愿做出牺牲。加利福尼亚和纽约有许多不同，如果你没有车的话，就会在社交上处于不利地位。总之，车在这里是个必备品。

一天晚上，父亲走进我的房间，说他被解雇了，卖掉了那辆法拉利。他告诉我，他需要开我的车去参加面试，但我仍然得缴月供。他说，如果我不愿意这么做，我可以搬回大颈。我同意帮忙，希望帮他回到正轨上来。

1987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到了东海岸，在时代广场找了份快餐厨师的工作。我看着那些衣着体面的专业人士买单后赶回去工作──尽管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目光接触。当时我正准备到纽约上州上大学迎接全新的开始，真是很难抑制自己的兴奋心情。

我唯一的目标是站在收银台的另一侧。

Plunger

先顶再看，谢谢推荐，请继续连载。。。。

yooosky

非常不错！

伤花怒放

10.快速通道

大四第一学期结束后，我正在筹备每年一次的“古罗马长袍派对”(toga party)。这时候，电话响了。

“嘿，托德，我是查克。听着，我们交易室有个空缺，你感不感兴趣？”

电话的背景声十分嘈杂，让我惊讶于交易室的热闹程度。

“嗯，我很感兴趣。”我说道，一手拿着话筒，另一只手拿着一瓶喜力(Heineken)啤酒，“但我的课程怎么办？”

“你可以用函授方式完成。”他用一贯的高调声音回答道。

他停顿了一下，对某个人咆哮着要求下订单，他的声音一点也不柔和。

“下星期上班，想清楚就告诉我！”

我的机会来了，我心里这么想，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可以直接跳过顶级公司规定的两年培训时间，这段日子不但难熬，而且两年后还可能让你回炉去念MBA。而现在，我直接可以坐到全世界最好的交易席位上。
第二天，我整天都追着各位教授，恳求他们改变我的课程设置，让我既能去摩根士丹利开始工作，同时又能完成学业。一个接着一个，他们都同意了，我在一天之内全部搞定。当我拿起电话告诉查克自己的决定时，我女朋友正在身旁哭泣。

“我下周一早上来报到。”我用自己能控制的最自信的语气说道，希望能把内心的紧张掩盖起来。

电话那头是一片沉默。

“孩子，”他终于开口了，“你不妨毕业以后再给我打电话。”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得到这份工作了吗？我哪里做错了吗？他改变主意了吗？这些想法在我脑海里翻来覆去，最后我才意识到，他早就挂了电话。

我继续自己的大学生活，偶尔会给查克去个电话，希望他不会忘记我。每次他都很和善，但一直没有再提起让我去工作的事。虽然工作问题不确定，但我还是努力让自己享受最后的大学时光。

终于，1991年春天，在即将毕业的前几天，我接到了电话。“来吧，孩子，看看怎么安排你。”查克说道。

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查克第一次提出的意向是想看看我对这份工作有多大兴趣，还是出于冲动打来电话，但后来又犹豫了。然而，这些都不再重要，因为我已经进了这个圈子，加入了这场游戏。

第二天，也就是周一，我的一些朋友奔赴欧洲，我的脑袋还沉浸在前一天毕业晚会的宿醉之中，而我的双脚却踏入了曼哈顿第六大道1251号摩根斯坦利公司富丽堂皇的大堂。

我几乎可以闻到钞票的味道。



11.我记得自己去摩根斯坦利纽约公司衍生工具交易室上班的第一天。那时候的我，身高1米95，体重98公斤，裤兜里揣着全科A的成绩单，但还是吓得几乎走不动道儿。

那里是我的梦想之地：和那些华尔街的大腕们摩肩接踵，在一支精英队伍中占据一席之地。阿玛尼(Armani)西装，翼形前片式皮鞋、鼓鼓囊囊的钱包──我记得当时在想，有朝一日我也会变成那样。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做出什么牺牲，我都要呆在这个职业生涯的天堂之中。

但我的宏伟蓝图有一个小小的瑕疵：我对这个行业根本一无所知。

我被安排到交易席位中间的一个小格子里，在男性荷尔蒙过剩的人海中，我就像一只受惊的可怜虫。他们给我一台电脑，两部电话，几页岗位说明书，告诉我要接听发出闪亮信号的电话，传递讯息和市场情况。这倒简单，我想，小菜一碟。

在连接交易所、券商和全球交易机构的几百条通讯线路中，有一条线路的电话开始闪亮红灯，我接起电话。

“238/275，500手！”

什么？

我坐在那里，看着电话信号灯发出的沉静绿光，不知道自己刚刚听到的是不是人话。我看看四周，想找个人来帮我来翻译一下，但每个人的两只耳朵上都各挂着一个电话。于是，过了几秒钟，我挂上电话，觉得天旋地转。

“是谁他{MD}接了美国证交所(Amex)的电话？”

一个高亢锐利的声音彷佛一把尖刀一样横穿交易室的上空，每个人都停下手头的工作。我勉强咽下一口唾沫，坐在椅子上的身体偷偷往下滑。查克•费尔德曼(Chuck Feldman)，摩根斯坦利的交易主管，正在电话里对美国证交所的一个办事员咆哮，骂他是个骗子，并威胁要开除他全家人。

谢天谢地，我接电话的时候一个字也没说，谢天谢地，没人知道接电话的是个新来的穿着蹩脚西装的年轻人。




12.明星交易员

摩根斯坦利的交易室是一个巨型迷宫，占据曼哈顿第六大道1251号的整整一层。股票衍生工具交易组坐落在中间靠后窗的位置，被上市股票交易组、场外交易组、可转债和国际交易部门颇具战略意图地包围起来。如果说摩根斯坦利血液里流淌着的是证券交易，那么期权交易就是这个巨人的心跳。我们交易组似乎是每天各种各样热力的中心。
我注意到场外交易席位上有个交易员比其他人更吵闹，他咆哮着说出指令，每个人都跟着他转。他是公司的明星交易员，当他大笑时，气氛就会欢快起来，当他愤怒时，每个人都噤若寒蝉。

戴维•斯莱恩(David Slaine)是摩根斯坦利场外(OTC)交易的负责人。有时候他的客户要做交易，他会走到期权交易组来，谈好价格。我刚上班的某一天，戴维正好站到我椅子后头谈一笔交易，我回头看了一眼，他俯视着我，做了自我介绍。

“看来你经常锻炼，”他用浓重的波士顿口音说，“闭市后跟我们一起去健身房吧。”

太棒了！我没办法传递交易指令，几乎不懂周围的人在说什么，根本不知道美国经济刚刚从严重的衰退中复苏，而下一轮资产泡沫的种子正在种下。但我会举重，就算什么也不懂，但我知道怎么练举重。

那天下午，我和戴维，还有期权席位上的一个交易员汤米•加尔顿(Tommy Carden)一起去附近一家健身房锻炼。他们俩关系很好，是在一条战壕里长期作战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他们都是斗士，每天都要打一场艰苦的战役，肩并肩，背靠背，你帮我，我帮你。

这让我想起自己在大学加入兄弟会的情景，经过一个学期的磨炼，我终于能够宣誓入会，这种感觉外人是很难理解的。



13.更大的动力

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我在家人和朋友的簇拥下，以优等成绩毕业；在一家人人都知道我的名字酒吧打工；得到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在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家金融机构工作。

而毕业一个星期后，我搬到祖父母公寓的一个小房间里，天刚擦亮就起床，工作的时候吓得都不敢站起来去上厕所。我不得不再次融入一个陌生的全新世界，我下定决心，虽然自己缺乏工作经验，但要用百倍的努力来弥补。
不幸的是，虽然经过四年的勤奋学习，并有沉重的助学贷款债务证明这一段经历，但我缺乏投资方面的从业知识。我问一位教授，要当一名期权交易员，应该怎么做准备更好。他让我去看《华尔街日报》，学习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这两个办法都没太大的效果。

我被交易大厅的速度和强度压得喘不过气来。我试图掩盖自己的无知，每天低着头干活，除非别人跟我说话，否则不主动交谈。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按常规途径一步步干到交易员的同事觉得我很高傲。很多人在后台部门工作，埋头从事操作控制工作，等好多年才能获得当交易员的机会；而我却对其中的激烈竞争毫不知情，对人们的敌意和忿怒一无所知。

这个圈子就像一个唯我独尊的兄弟会，而我必须自己努力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才有资格在胸口别上摩根士丹利的司徽。我不断拓展自己，接听更多电话，传递更大交易量的指令。我越努力，犯的错误就越多，而对自己能力的怀疑逐步转变为自信的彻底丧失。

我似乎难以抓住当交易员的诀窍所在，但努力去做一些能创造价值的事情，其他人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我来做。




14.接受考验

经历了一个市场剧烈动荡的忙乱早市后，我提出给杰克•斯奇巴(Jack Skiba)去买午餐，他是排名在查克后面的二把手。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配沙拉的水平可不咋的，同时仔细观察他的反应。他嘟囔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然后准备掏钱。

“我来好了。”我一边说，一边慢吞吞地去掏自己的钱包。“得了！”他回答道，明显看出我缺乏诚意。
我大概花了20分钟搞沙拉，番茄和洋葱整整齐齐地排好队伍，烤鸡肉优雅地堆在盘子中间，然后在上面仔细地淋上沙拉酱。这简直是件杰作，我迫不及待地想展示一下。

我把沙拉放在杰克的桌子上，然后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假装忙别的事，而他懒洋洋地看了我的杰作一眼。吃完几小时后，他转过身来，对我说：“小子，沙拉弄得不错。”

这是我在摩根斯坦利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就像乌云密布的天空中透过一道阳光。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华尔街讲的就是关系。斯莱恩，汤米，还有杰克－－进展是缓慢，却是稳步的，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现在，我需要在业务上有所表现。



15.这就是命

每天早上，我是头两三个到公司的人，也是衍生交易席位来得最早的人。我的职责是详细记录查克的交易头寸，然后把相反的操作两两勾掉。

慢慢地，我学到一些东西。“买进/出售”(buy-write)就是买入股票同时卖出股票的看涨期权，而买入看涨期权同时卖出看空股票叫“合成看跌期权”(synthetic put)，买进某股票并购入以这只股票为指定证券的卖出期权叫“掩护性卖权”(married put)。

回过头来看，这一幕似乎有点可笑。每天早上，在全世界最大的衍生工具交易席位上，居然由一个懵懵懂懂的年轻人用丁字形流水帐来计算首席交易员的风险敞口。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现代风险管理的提法越来越时髦，但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衍生工具这个庞然大物最后是被自己的重量压垮的。

一天早上，我在忙碌每天的这些杂事，突然一部电话上的红灯闪了。这条线路不归我管，这是摩根斯坦利与吉姆•克拉默之间的直线。多年后，他是华尔街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但在当时，他只是一个客户而已。
我看了一下钟，早上6点。这时，红灯不再闪烁，我也不用管这事儿了。突然，红灯又开始闪烁，而且一刻也不停。

“你好。”

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说话声，似乎没有意识到现在外头天还没亮。

“嘿，你那里怎么回事？！？”

“我叫托德，”我说，“大家还没上班。”

“你新来的？”他问，语气和善，但声音急促，“我们还没见过，我叫克拉默。你有什么看法？国际市场怎么样？你怎么看？嗯…说话呀？”

我看看电梯那边，没有交易员上来。我咽了一口唾沫，决定实话实说。“昨天有些聪明的买家，他们看多股市。”

“那你怎么看？”他又问，这次的语气有点不那么友好。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嗯，我也看多。”

“我也是！！！”他嚷道。我终于给出他想听的答案。“我要买入，今天一定涨，今天一定涨！”

对方挂断了，而我拿着话筒久久没有放下来。我永远忘不了开市时自己那种紧张的心情，因为这场赌博我也参与了，不是资金，而是声誉。

我祖父鲁比(Ruby)很早以前就教过我一个道理：你唯一拥有的是自己的名字和给出的承诺。现在，这两者都面临着风险。经过一天的来回震荡，股市在收盘时大幅上扬，创下了新高。

我对这个行当更加着迷了。

伤花怒放

16.奖金日

上班八个月后，度假季节悄然而至，此时也是摩根斯坦利发奖金的日子。据说其他交易员都拿到了六位数或七位数的奖金，我紧张地等待自己的消息。等大家都离开后，杰克把我叫进后台部门的办公室。

我在公司的起薪是2.8万美元，华尔街从业人员的薪酬主要来自于奖金，所以我对低起薪并不是太在意。

“你得再努把力。”他对我说，我的脸色慢慢变得苍白起来，“如果你明年还想在这儿干，就得想办法给公司多赚钱。”
我点头同意。我知道他说得对，但内心偷偷地期望他们会分我一杯羹。我很快发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华尔街因高薪水而“臭名昭著”，但在我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一年能让我觉得自己的收入足以弥补自己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竭尽全力工作以保住饭碗。我期望有一天能再进入那间办公室，并揣着大把的钞票走出大门。我还是每天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我研读期权定价的各种书籍，虔诚地阅读《华尔街日报》。我开始和交易员们交流，趁他们稍微空闲一点的时候，抓紧时间请教问题。

我得到了一生中绝无仅有的机会，而时间是不会等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自信，向销售团队传递市场信息以及记录交易的能力都有所增长。

“通用汽车，10月到期，40美元，看涨期权，125/150，500手！”

“IBM，1月到期，20美元，看跌期权，250/275，250手！”

我不属于交易团队，但已经融入了交易现场。我知道，入司培训很快就要结束了。



17.交易失败

查克甩给交易员哈瑞•西尔弗(Harry Silver)一个零碎卖单，1000股Pet Industries公司的股票。哈瑞把它转给我，“去把它卖掉。”他悄声说，确保没人能够听见。这是我在华尔街上的第一笔买卖，所以不想只按别人的开价成交，我要当交易员，要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卖出这些股票。

我拿起电话，清了清嗓子。“Pet Industries，股票代码P-E-T，卖出500股，价格3/4。”

这时候，Pet Industries的股价突然下跌。整个世界好像都停止了，只有那红色的代码在不停闪烁，我脑门子上的汗一下子全出来了。我一股也没有卖出去，而那只股票已经跌了整整一美元。几小时后，查克对哈瑞喊：“Pet卖出去没有？”哈瑞看到我脸上露出的恐怖表情，就知道出问题了。“告诉他卖出去了，我来搞定。”哈瑞对我说。

每一秒钟，摩根斯坦利衍生交易席位上都有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敞口，1,000股Pet股票简直就是大象腿上的一根毛。把它留着没有关系，也没人会知道。然而，对我来说，这是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刻。

祖父的忠告在我耳边回荡。我是犯了错误，但不能就此撒谎，一错再错。“没有，”我小心翼翼地说，“没卖出去。”哈瑞闭上了眼睛。

“真他{MD}见鬼！杰克，把这小子开除！”查克一下子把手中的笔扔掉，踢开自己的椅子，摇着头，怒气冲冲地离开交易席位。

闭市后，汤米问我怎么回事。“我没能把股票卖掉，哈瑞让我告诉查克卖掉了，但我不想说谎。”

这是一个大错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教训。在战场上时，绝对不能放弃那个掩护你侧翼的人，而我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恩将仇报，简直就是中山狼。

有两年时间，哈瑞一句话也没跟我说。



18.草地上的朋友

那年夏季的一天，我去中央公园玩，碰到一个朋友。她坐在一群人当中，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她让我也一起加入，于是我坐在草地上，向众人介绍我自己。

其中有个人叫杰弗•伯科维兹(Jeff Berkowitz)，是克拉默所在的对冲基金的分析师。我们很快熟悉起来，不是因为他在哪儿上班，而是因为我们很谈得来，彼此有许多共同话题，从股市、体育运动到女人。我们都是扬基棒球队(Yankee)的死忠，能一起欣赏很多比赛，喝很多啤酒。

我们整天都保持沟通，分享信息，交换见解。他是个睿智的家伙，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观察市场，与我习惯的方式有很大区别。我开始学习和吸收新的专业技能。

杰弗是个出色的基本面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判断公司的发展前景；而我更倾向于技术派分析，研究股票走势图和历史价格。我开始关注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影响大类资产价格走向的潜在动力，逐渐理解市场心理学，后者是左右金融资产定价的力量之一。

我开始把这四个方面作为指导自己工作的准则。当我充分研究了一笔交易的这四个方面后，获利的几率会大大增加。这种思考方式贯穿着我的职业生涯，直到后来ZF调整了相关规定和资本市场结构。

***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概括1992年，那就是“挣扎”。

我没能如自己所愿更快地学习到更多的东西，但毕竟在这里还有一席之地，总算是一件幸事。

摩根斯坦利根据四个指标来考核员工：个人业绩、团队业绩、部门业绩以及公司整体业绩。任何一项低于平均水平，都会不可避免地对个人薪酬造成影响。

1989年到1991年的经济衰退正离我们远去，交易员们的情绪颇为乐观。这个地方就像印钞机一样，我所在的部门赚得盆满钵满。我的个人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专业水平不断提升，与客户联系密切。等假日季节再次来临时，我走入后台部门的办公室，步伐充满信心。

等我的还是部门二把手杰克•斯奇巴(Jack Skiba)，他看上去有点不自在。

“知道吗，”他开始说话，“华尔街并不适合所有人，你是个好小伙儿，讨人喜欢，但也许并不适合这个行业。”他停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斟词酌句，“你得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这真的是你想追求的事业吗？如果是，那就展现出自己的才华来，而且得快点让我们看到。”

我试图掩饰自己的失望，希望看上去不动声色。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眼睛直视着他，说道，“我属于这个地方，不会让你失望的－－也不会让自己失望。”

我停顿一下，看杰克要说什么，但他一言不发，于是我又开口，这次带着更多的感情色彩。

“我向你保证。”

他冲我点了点头，示意我可以出去了，也证实了我之前了解到的消息。在摩根斯坦利，这个全球最成功的投资机构之一，我连续第二年的年薪只有区区2.8万美元。




19.走上正轨

如果1991年是给人端沙拉的一年，1992年是觉醒的一年，那么1993年则是我找到工作节奏的一年。除了记录交易和传递指令，我还自己操作销售代表传来的客户交易指令。

整个过程很简单。客户想要买卖证券时，我会找到交易对手执行指令，并向客户销售代表发出“完成”的讯息，由他来通知客户。这叫做代理交易。

如果市场无法以合理的价格提供流动性，摩根斯坦利会介入进来作为交易对手，这一般被成为“便利客户”交易(customer facilitation)。

我们的衍生工具投资组合由公司履行“便利客户”交易职能后产生的累积风险头寸构成。风险敞口被分为几个“帐簿”，并按行业进行分类。杰克负责工业、医药和航空业，汤米•加尔顿(Tommy Carden)和马克•努伯格(Mark Neuberger)负责IT行业，还有约10个交易员负责其他板块。

金融和生物科技这两个行业没有专门的交易员负责，摩根斯坦利在这方面没有头寸，我负责答复指令流程，并以代理交易的形式为客户执行指令。

1993年过去了几个月，有一天下午，交易席位上有一笔指令“踏空”了，即市场没有给出我们原先与客户沟通达成的目标交易价格，我提醒汤米这个情况，他让我“给客户安排做市”。

我告诉自己的场内经纪人，让他安排做市交易，并听着他敲击键盘输入指令的声音。我拿到成交确认后，销售代表马上告诉客户，交易已经完成。

汤米让我盯着这个头寸，也就是说，这是我在摩根斯坦利的第一笔交易。即使单子再不起眼，这也是我迈出的第一步。最后我把头寸交易出去，并赚到了钱；于是汤米给我开绿灯，让我继续做另一笔交易，结果又赚到了钱。

这些交易的风险并不大，50手和100手而已。股票期权的倍数是100，相当于5,000和10,000股股票，但我还是以严格的纪律进行交易操作。慢慢地，我为公司带来的利润不断增长。

1993年告一段落后，我又和杰克坐在后台部门的办公室中，这次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并对我说，我的年薪涨到了7.5万美元。

当时我24岁，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花这么一大笔钱。



20.不断成长

虽然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但我在交易室站稳了脚跟。即使不能像许多交易员那样创造那么高的价值，但我还是不断对公司的利润作出贡献。

负责场外交易业务的戴维•斯莱恩(David Slaine)像我的大哥一样，杰克是父亲一样的角色，汤米像母鸡一样护着我，其他团队成员也逐渐和我热络起来，有时候我在星期一早上讲几个笑话，会引起他们一阵哄堂大笑。

我在衍生工具部门期间，有过几次重要的人事变动。首席交易员查克•费尔德曼(Chuck Feldman)在我来公司三年后退休，把权杖交给了一位更加年轻、更侧重定量分析的风险管理经理。
我已正式成为摩根斯坦利的一名交易员，与其他交易员相比，我的薪酬水平不值一提，但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还觉得比较有安全感。

就薪水和我为公司创造的利润而言，我算是交易员中性价比最高的一个。

新的管理层上任后，我的业绩持续提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不断增长，我做业务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每天都是充满活力的全新一天，就像一幅不停变化的智力拼图，最终的目标就是给公司赚更多的钱。

当客户想交易我负责的某个“名字”，指令就直接传递到我的交易席位上，我不再需要向杰克或汤米请示，而是由自己来决定交易头寸。自治权是你在华尔街是否得到认可的最终体现，一旦业务上能够自主，那么财富就离你不远了。

1994年末，发奖金的时候又到了，管理层把我叫进办公室，通知我本年的年薪是15万美元。

我请同事大喝了一顿。

伤花怒放

21.大战开始

一切真的开始越来越顺。在我的努力下，我所做的业务在华尔街上位居前列，很快消息就传了开来，摩根斯坦利有个作风犀利的年轻人。

如果客户想作金融板块的衍生品交易，我是他们的第一选择。我的交易头寸很庞大，给“摩根妈妈”(Mother Morgan)的钱罐里添了不少钱，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Keefe Bruyette公司是华尔街上从事金融板块衍生工具交易的最大玩家，也是我最重要的客户。我竭尽全力给他们的首席交易员留下深刻印象，没过多久，就把他们绝大多数交易拿到了手。

国民银行(NationsBank)、纽约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只要你能想到的银行，我们全都负责交易。当时我只有27岁，却已在业内确立了与客户关系融洽的名声。如果你想交易某个银行的股票期权，那就来找摩根斯坦利，一定会得到满意的服务。

起初，第一州际银行(The First Interstate)的期权交易与任何一个普通交易一样。当时股价接近70美元，Keefe的首席交易员向摩根斯坦利的销售代表金姆•迪斯匹格纳(Kim Dispigna)询问“1月标准合约”(Jan par leaps)的价格，也就是明年1月到期的100手看涨期权的价格。
我看了一下挂牌情况，发现这个差价有3美元，挂了50手，也就是说客户可以在这个流动性不强的市场买入或者卖出50手合约。

“怎么才这么一点。”我在心里想，同时通过做市挂牌降低差价，并把合约数增加10倍。“不管他要买多少，”我记得自己对金姆说，“把指令拿来就行。”

在接下来的几天，Keefe公司买入不少看涨期权，很快我手头就持有一个很大的头寸。我向客户卖出看空期权，让他们有权买入股票，同时我也买入股票对冲自己的风险。

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我开始有点跟不上了。市场无法提供更多的看涨期权，我成为唯一的做市商。

最终，过了几星期，客户问我他们能买入的上限是多少。

“8500手，”我回答道，“这是证交所允许买入的最高限。”我们距离这个上限已经很近了。

现在，说我持有第一洲际银行的股票，就像是在说谷歌(Google)从事的是互联网业务。华尔街任何一个交易第一洲际银行股票的人都知道，摩根斯坦利是个大多头。

我持有的头寸十分庞大－－在向客户卖出第一洲际银行股票看空期权时，我自己买入任何可以对冲这一风险的东西。我认为客户可能知道什么消息，并准备好搭乘这趟便车。

我玩弄这个庞然大物好几个月时间。当我看好市场走势时，就增加多头部位，当不看好时，就卖空其他银行进行对冲，但在任何时候我看多的信念都没有动摇过，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多头部位。

交易大厅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知道我现在坐在一列火车的顶上，等待启程去往梦想之国。

有压力吗？当然，但我有自己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就像剃刀边缘一样犀利。



22.收割时刻

一个交易清淡的下午，金姆的声音突然划过宁静的交易室。

“字母I打头的能交易吗？”她问道，指的是第一洲际银行的交易代码。

我微笑着看她，以为是在开玩笑，因为她经常跟我打趣。Keefe公司的持有部位已经到了上限。

我看着自己的交易屏，根本就懒得让自己的场地经纪人去查市场交易情况。“现在有50手，报价23.5美元，我可以增加到500手，你想怎么做？”我说，想戳穿她的虚张声势。

“他需要一个双边市场，”金姆说，意思是Keefe想知道是可以卖空还是买多。

“真的？”

“没错。”

我看着她的眼睛，脸上不再有笑容。“21.5/23.5，500手。”我的嗓音有点沙哑。

“这个价格他愿意卖给你500手，”她回击道，“而且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卖单。”

我不敢确定自己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是否还有呼吸。我敲下500手的卖单，并让经纪人卖出一些我持有的多头股票。

不幸的是，市场上每个期权交易员都知道我持有的庞大部位，第一洲际银行的股票一眨眼的功夫就暴跌了1美元。

离闭市还有一小时，这个本来风平浪静的交易日突然变成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天。

“不断重复这个卖单，”金姆说，“我想他希望在今天全部卖掉。”

我得促成这些交易，并问客户能否让我“减减肥”，他说可以。

我卖出股票，并准备新一轮卖单的来临。如果客户想卖出8000手看涨期权─这代表着80万股第一洲际银行的股票─我知道自己必须几乎照单全收。离闭市还有15分钟的时候，我大声喊道：“挂8000手买单！”

我需要Keefe把剩下的头寸卖给我，这样我就可以有时间化解风险，把自己剩余的头寸慢慢平掉。我盯着金姆和Keefe的首席交易员商量，话筒紧紧贴着耳边，下巴咬得死死的，我的市场经纪人在随时待命。

“成交，”金姆说，“客户确认了，明天早上完成交易。”

我们的交易只有等待。



23.曼哈顿不眠夜

第二天早上，我第一个来到交易室；不为别的，因为我根本就睡不着。

凌晨6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席位的银行类股票交易员向我走来，笑着说：“你还有I打头的股票，对吗？”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嗯…？”

“你…你还是看多，对吗？请跟我说你还是看多。”

我的嘴巴张大，但什么也说不出来。交易员转身走开，一句话也没留下。

我抓起《华尔街日报》，走进洗手间最里头的一个隔间。三分钟后，我觉得整个交易大厅天崩地裂。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呆了多久，但没关系，我很想多呆一会儿。

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把《华尔街日报》放在地板上，走出洗手间。

你可能会想，人们对我的欢迎程度，彷佛就像自己在扬基棒球队的主场击出一个本垒打，队员们在本垒无比热烈地迎接我。

销售代表拍我的背，交易员对我翘起大拇指，华尔街上的朋友们给我发来信息表示祝贺，部门负责人两眼放光地冲我走来，几乎就要和我拥抱到一起。

“干得漂亮，托德，干得漂亮！”

但有个小问题─我已经转为看空，非常看空。通过昨天和Keefe达成的交易，我押赌今天股票会下跌，所以大笔做空，希望通过多空的切换来实现盈利。


然而，今天的股价比昨天收盘价高出35个点，本来可以有七位数的盈利，现在却突然变成几个七位数的亏损。

富国银行(Wells Fargo)一直在和第一洲际银行商谈购并计划，但这笔交易流产了。这可能就是，也可能不是Keefe试图平掉其头寸的原因。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这并不重要。富国银行发起一场敌意收购，这在当时的银行业可谓史无前例。

雪上加霜的是，摩根斯坦利为这笔购并交易提供投行服务，我受到限制，根本不能买卖两家银行的股票。我的头寸一开盘就被人接走，也就是说，我彻底搞砸了。

我在自己的座位上呆着，一整天都没有挪窝，洗手间没去，午饭没吃，不打任何电话，只是呆呆地看着屏幕，上面闪烁跳动的第一洲际银行的股价彷佛在不断嘲笑着我。

晚上7点左右，部门负责人拉夫.雷诺德(Ralph Reynolds)把我叫进办公室。完了，我想，这下子彻底完蛋了。

有人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在华尔街的价值是以最后一笔交易来衡量的。我以为这是对业绩为王现象的一种比喻，而不应从字面上来理解，但我突然理解了这层意思。

我离华尔街的收款机近在咫尺，但一个交易过后，我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如果敌意收购的消息早一天传出，我就可以赚到成百上千万美元，但现在，自己却成为一只可怜的替罪羊。我的自信和自尊已经荡然无存，准备迎接无法躲避的坏消息。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老板说了一遍，他一直盯着我的眼睛看。我今年的交易情况还是给公司赚了不少钱，但我想这一定无济于事。他在考量着我，就像要审判我的灵魂一样。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他终于说话了。

“回家，休息一下，明天再来上班。”

他对亏损并不满意，但不打算对我毁了我的事业。他做出的结论是，我挥拍的动作比击球的结果更重要。

我从办公室走出来，坐电梯下楼，走出摩根斯坦利的办公大楼，绕过街道的拐角。

在那里，我靠在一栋楼的 上，周围都是去看活剧的陌生人。我开始大笑起来。

几分钟后，我的两颊上挂满了眼泪。




24.重拾自信

我在第一洲际银行(First Interstate)的交易中遭遇滑铁卢之后，摩根斯坦利的管理层密切关注我的交易方式，就像棒球队教练关注一个被快球击中头部的强击手一样。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捡回自信，但做过几笔漂亮的交易后，我又重新找回了工作节奏。

有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是患有注意力缺失症的人适合做交易员，还是交易员的工作压力大所有很容易注意力缺失。不管怎么说，这次惨败经历很快就被我抛在脑后了。

几个月后，发奖金的日子又来了，我的年薪再次翻倍，达到30万美元。26岁的我还获得晋升，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副总裁。
冥冥中自有天意。13岁的时候，我站在收银台后，把面包圈卖给小镇另一边家境殷实的同学们。13年后，我已经有钱买下整个面包圈店。

“托德.哈里森，摩根斯坦利公司全球股票衍生品副总裁。”

我的名片成为我最爱的财产。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职业生涯，财富决定个人价值，金钱代表事业成功。当时的我并不傲慢自大，但回过头来看，自己确实有点找不到北了。

在工作之余，你们可以想象得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揣着一大笔钱会找些什么乐子。我去汉普顿(Hamptons)度假消夏，买了几辆保时捷跑车，不停地换女朋友，有找老婆的打算，但并不是太着急。

在办公室，我注意到别人对我的看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些年纪大一些的未被提升的销售代表和交易员态度为之一变。我早上带着宿醉跌跌撞撞地来上班不再是件可笑或可爱的事，现在我是管理层的一员，从公司利润大饼中切下较大的一块带回家，这种举动属于失态，显得很不专业。

我第一次真正品尝到摩根斯坦利内部ZZ斗争的滋味，这是绝大多数巨头企业存在的龌龊潜规则。我清楚，如果自己继续有上佳表现，批评的声音很快就会平息下来。天真的我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对权力的渴望，这笔交易我心甘情愿。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牢牢地抓住了成功，感觉非常棒。我让衣橱里的服装焕然一新，去高尚餐厅吃晚饭，照顾好自己的家人。生活如此美好，至少我这么认为，自己多年来渴望得到的，已经成为现实。

也许，对美好前程的憧憬让我昏了头，但这并不重要。1996年转瞬即逝，我确信成功就在下一个拐角处。



25.丛林世界

在攀爬摩根斯坦利的图腾柱时，我对自己做过的事以及做事的方式抱有极大的自豪感。股票交易场地是金融海洋的漩涡，而衍生品交易席位则是漩涡的最中心。

我们胸口佩戴着“摩根”(MORGAN)徽章，就像荣誉勋章一样。摩根斯坦利与高盛(Goldman Sachs)这两家华尔街巨头之间的对抗，让纽约扬基队和波士顿红袜队的争斗看上去就像小孩子打架。
在衍生品交易团队的几次人事更替中，我看到一些好人没好报的现象。那些工作兢兢业业、每天任劳任怨的人得不到晋升机会，而那些玲珑八面善于钻营的人，却混得风生水起，春风得意。

那些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在别人认为我对即成秩序构成危险那段时间。那种想法根本不合情理，因为我的交易给公司赚了不少钱，而且成为客户与公司之间良好的沟通桥梁。

我受命为公司招聘新员工。他们派我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和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让我住豪华酒店，面试那些大学生。摩根斯坦利的蓝血在我血管里奔流，我竭尽所能，致力于让公司更好地发展。

钱多的地方是非也多，而且很多事情并不总以公司的利益为先。我从不溜须拍马，也不拉帮结派，这一点和马克.努伯格(Mark Neuberger)可谓背道而驰。他善于在人事变更中灵巧地发现机会，并在1996年坐上了董事总经理的宝座。

伤花怒放

26.办公室ZZ

入司后，我经历了第二次管理层大换血，马克成为股票衍生品交易团队的负责人。他是踩着很多人才得到这个位置的，为此不惜手段，并终于得偿所愿。不幸的是，他的发展蓝图并没有给一个有自己发展规划的年轻人留下空间。

在几个颇具声望的交易员倒戈跳槽后，马克将衍生品团队揽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负责戴尔(Dell)、英特尔(Intel)、微软(Microsoft)和思科(Cisco)等最活跃的技术股的交易，而把流动性较差的股票品种交给其他交易员去做。
他的策略很简单，把给佣金最高的客户所青睐的投资品种掌握在自己手里，把其他做起来难一些的交易交给别人。有时候我们的客户会要求交易一个流动性较差的股票，马克就交给我去安排。

“这家公司你来做。”他把交易风险传递给我，心里非常清楚，产生的损失都由我给公司创造的利润来弥补。

有时候我会接受，但有时也会拒绝。一次，我接下一大笔看涨期权的单子，结果遭受了六位数的损失，他大笑着对我说：“搞砸了吧！”

在那个时刻，他的意图已是昭然若显。



27.行为不当

1996年末的一天下午，我被叫到百老汇街1585号新办公大楼顶层的人力资源部。我走进会议室，看到几个人围坐在一张大的橡木办公桌旁，马克.努伯格就坐在最远的位置上。

他们通知我，我因不符合摩根斯坦利专业人员的不当行为而被留职察看。我环视整个房间，目光转向马克时，他不敢和我对视。我心里非常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把我的年度考评报告给我看，报告只有一页纸，上面说其他交易席位─即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席位和柜台外股票交易席位─的负责人不信任我。

真邪门，我心里想。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席位的董事总经理乔纳.奥雷斯基(Jon Olesky)曾负责新员工招聘，亲自挑选我代表公司去选人；而柜台外股票交易席位的负责人戴维.斯莱恩(David Slaine)则是我在华尔街的老大哥。这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马克不想让我在身边挑战他的权威，就这么简单。

我向马克的老板汤姆.克拉克(Tom Clark)投诉，但他劝我不要搞得公司不和谐，希望我服从要求，在考评报告上签字，为团队的全局考虑。

我很沮丧，但不想离开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不想离开在这里的兄弟们。

不想离开收银台。




28.再度启程

斯莱恩不喜欢马克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他知道我是被冤枉的，于是为我出头提出抗议。但他在别的部门，而且当时整个股票部门正遭受着另一波的跳槽冲击，因此他的抗议没有得到任何反响。

我拒绝在考评报告上签字，因为报告存在根本性的错误，而且我知道一旦签上名字，自己在“摩根妈妈”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七年了，我对自己说，七年的血汗和泪水，我不能就这样被扫地出门。

几个月前，曾在Needham & Company公司工作的拉吉.拉吉拉塔南姆(Raj Rajratanam)和盖瑞.罗森巴赫(Gary Rosenbach)新创建了一个实力很强的对冲基金Galleon Group，刚开业就管理约5亿美元的资金，成为华尔街的热门谈资。

斯莱恩和盖瑞是在华尔街摸爬滚打多年的好朋友，于是介绍我认识。我开始安排盖瑞的一些期权交易，建立起很好的默契。在共同赚钱的过程中，我们之间的沟通频率也不断增加。

我不想离开摩根斯坦利，但觉得自己在这场战争中必败无疑。每隔几天，汤姆就会要求我在考核报告上签字，每次我都拒绝，但心里清楚，自己不可能永远这样拖下去。

在斯莱恩的推荐下，我开始和Galleon公司商谈跳槽过去的事。他们没有衍生品专家，所以这是想都不用想的事。在公司受到的排挤日增，而我对跳槽机会也开始日渐关注。

最后我和Galleon公司谈好，去那里担任衍生品交易董事总经理，有一个象征性的底薪，主要收入来自于业绩提成。

我走进汤姆的办公室，把门关上，向他说明我可以签字，但对考核报告中的错误说法持保留意见。他向我保证，会处理好这件事。

“你真的会处理好？”我很担心地问道。

“我向你保证。”他说，把报告直接推到我面前，并把笔帽摘下。

我在报告上签了字，姑且信他一回。发奖金的时候到了，我的年薪是50万美元。

我向他们表示感谢，耐心地等待支票兑现。钱一到手，我走进汤姆的办公室，交出自己的辞呈。

他们惊呆了，不仅是因为刚刚付了50万美元的巨款给一个即将离职的交易员，而且我去的是华尔街最受人尊重的新对冲基金。

后来成为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首席执行官的潘伟迪(Vikram Pandit)此时负责摩根斯坦利的股票部门，他把我叫进办公室表示祝贺，并说如果我有什么需要的，他乐意帮忙。

我收拾好东西，向自己工作过的唯一一个专业投资机构说再见，觉得自己在与华尔街最好的交易席位的博弈中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换上了另一双好鞋，我喜欢那种合脚的感觉。




29.新开始

我很想说自己上了对冲基金Galleon Group这条船后一路顺风顺水，但实际情况是，迎接我的是一场完美风暴。

泰国解除泰铢与美元之间的联系汇率后，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其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波及整个亚洲，并让资本市场体系陷入瘫痪状态。

当时，我还没注意泰铢的问题，也不关注那个名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强大对冲基金。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亚洲彼岸一只蝴蝶煽动的翅膀可以在纽约57号东大街掀起一场飓风。

我管理公司整体组合的敞口衍生交易，自己也管理一个组合，后者规模较小，但我可以从利润中提成。虽然一切听上去很简单，但我很快发现，自己在摩根斯坦利学到的技巧在买方投资领域并不是很管用。

我喜欢当客户的感觉。摩根斯坦利、高盛、第一波士顿、德意志银行，以及其他顶尖公司都争着来拉我们的生意。作为负责执行指令的交易员，我经常决定选择哪些公司安排交易并向其支付佣金。
我周围人才济济，但也面对一个现实，即对冲基金的交易员得凭自己的业绩吃饭。那里没有源源不断的客户流，也没有响当当的名声。一切都完全不同于从前。

办公室里坐着八个人，手无寸铁，只有智慧和信息作为武器。当金融危机逐渐在全世界蔓延时，我根本没想到要给自己穿上一件防弹衣。

我在两个角色间来回转换，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司旗舰基金的衍生品组合上，因为当时我确信这就是自己的饭票。

盖瑞.罗森巴赫(Gary Rosenbach) 、拉吉.拉吉拉塔南姆(Raj Rajratanam) 和其他三个合伙人暴风骤雨般地把交易指令发过来，而我则寻找各种方法来把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

我在公司整体敞口上花的精力越多，投入自己那个组合的精力就越少。到年底时，自己组合上的亏损堆积起来，饭碗能否保住，完全要看那几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人做出的决定。

最后的结果是不发奖金。事实上，他们告诉我，以交易账户的业绩来看，我能保住这份工作已经很走运了。



30.泡沫开始

在全球贸易不平衡的大背景下，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推出史无前例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开足马力促进经济增长。这埋下了互联网虚假繁荣的种子，并随后造成房地产、大宗商品和债务的泡沫。

1998年，戴维.斯莱恩(David Slaine)从摩根斯坦利辞职，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Galleon。公司管理的资产膨胀到数十亿美元，我们在业界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我就坐在斯莱恩旁边，一起看着Galleon成长为华尔街实力最强的对冲基金之一。我的交易技巧不断得到提高，并学会了对冲基金的游戏规则。
和在摩根斯坦利一样，我在Galleon也想方设法增加自己对公司的价值。不过，这次我已经有了一套成型的交易技巧，利用期权手段来实施公司的投资策略，通过错综复杂的方式使风险收益最大化。

然而，我还不是合伙人，这一点我经常提醒自己。有一天，在投资晨会上，我指出俄罗斯市场暴跌，建议说这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市场，但合伙人并不同意这个观点。

几天后，全球市场都受到影响，股价全面跳水。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不可预见的系统性洪水冲垮了我的风险管理大坝。

市场陷入低谷后，各国央行联手推出一系列振兴计划，股市开始重整旗鼓。格林斯潘打赢了这场战役，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佳的美联储zhuxi。

历史会告诉我们，格林斯潘的政策永远改变了资本市场的基因构成，埋下了苦难的种子，并最终导致金融系统的奔溃。但在当时，没人关心这个问题，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在享受饥荒来临之前的资本市场饕餮大餐。



31.回到现实

57号东大街那个小办公室里汇集的咨讯信息规模之大，只有身处其中之人的自负才堪与相比。无论市场好坏，公司都能赚到钱，而我则在精心安排衍生品交易策略，确保收益最大化，同时避免损失发生。

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旗舰基金上，认为这是我获得更大成功的入门券。1998年底，终于又要发奖金了。
在我年轻时，如果你说我二十多岁就能赚到六位数的年薪，我会激动不已。但现在，我的眼光已经锁定在更高的标准上，希望在30岁前成为百万富翁。

Galleon只有六个合伙人，而赚的钱够很多人分的，我忍不住在脑子里盘算起来。

我能闻到钞票的味道─巨大的财富就在下一个拐角处等着我。我和盖瑞坐了下来，说了几句打趣的话，等待着关于奖金的消息。

盖瑞说，我的劳动合同上写得很清楚。虽然他们欣赏我在管理旗舰基金整体衍生品风险方面所付出的劳动，但我的奖金基于那个规模较小的交易账户的业绩。合同上就是这么写的，要就要，不要拉倒。

所以，我的奖金是个大大的零鸭蛋。

伤花怒放

32.红眼病

我有点羞于承认，但在Galleon工作期间，自己确实开始变得贪婪起来。

合伙人的收入是个天文数字，连超级体育明星和著名演员一辈子都见不到这么多钱。他们每年都赚得盆满钵满，过着奢华的生活，住着豪宅，坐私人飞机，大车库里停满了豪华汽车。

金钱对我当时那个岁数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推动力，我见过一些好人为了钱干坏事。突然之间，50万美元对我来说变成一个很小的数字。我进入了超级百万富翁的世界之中，这些人呼风唤雨的能力，让电影《华尔街》中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戈登•盖柯”(Gordon Gekko)相见形惭。我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加入华尔街精英人士的行列。
格林斯潘的刺激政策发挥了作用，股市开始疯狂攀升，技术股泡沫一发不可收拾。每天都有大量的富翁产生，上市新股在一个交易时间段内就能翻上好几倍。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华尔街，Galleon上下一片繁忙景象。公司支付数百万美元的佣金，换来数额巨大的新股认购权。

一转眼，2.5万股新股价格涨到60美元。

又一转眼，3万股新股开盘比上市定价高出40美元。

啪啪！某二线券商来拍马屁，想拉进一些Galleon的交易业务。

这一年属于我，必须属于我。随着1999年末的临近，我与公司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处得比蜜还甜。公司成为大赢家，也就是说，赚到的钱连点石成金的魔术棒都比不上。

我管理的那个规模较小的组合表现不佳，但大组合的业绩很好。旗舰基金的期权交易记录是最好的成绩单，我被纳入合伙人的小圈子只需走个过场便是。

盖瑞让我坐下，告诉我今年终于能拿到奖金了，我的眼睛直冒星星，就像玩老虎机中了奖一样。

奖金有多少？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

“托德，”盖瑞开始说话，“合伙人们很欣赏你今年做出的努力，将给你5万美元的奖金。”

我就像被整整一吨砖头砸到了头。

要想在华尔街赚到大钱，我必须从别人的背后走出来；要想出人头地，必须成为合伙人。我问盖瑞公司有没有计划让我做合伙人，他说没有。

当我离开摩根斯坦利时，戴维对我说，要珍惜这段经历，因为你只有一次机会离开一家这么好的公司。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Galleon─它是顶尖的对冲基金，没人愿意主动离开。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也知道跳槽的风险所在。

一旦离开，这里的大门将永远不会再向我打开。



33.走进新千年

股市暴涨，达到不可思议的高位，遍地都是黄金─我只要选好自己的位置就行。日历翻到了2000年，我走进一个全新的千年纪，眼前彷佛看到一道绚烂的彩虹。

我跟吉姆•克莱默(Jim Cramer)和杰夫•伯克维兹(Jeff Berkowitz)谈过好几次，彼此似乎已经达成共识。那个公司的交易资金量为4亿美元，比Galleon小得多，但他们抛出了一根橄榄枝：合伙人。

我们见了几次，讨论一些具体事项。我加入该公司后，将负责整个交易业务，底薪30万美元，这正是我拿了几年微薄奖金后希望获得的稳定收入。更诱人的是，我能分到公司利润蛋糕中很不错的一块。

吉姆这个人容易情绪激动，但在我看来，他也诚实而公正。杰夫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为人务实，不偏不倚。作为合伙人，他们俩很互补，而我掌握的技能也同样能填补他们的空白。

当我把跳槽的打算告诉自己的同事兼朋友戴维•斯莱恩(David Slaine)时，他问了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信任他们吗？”

这是一个简单而又至关重要的判断标准。在危急关头，他们会为我考虑吗？会把我的利益看得和他们自己的一样重要吗？能不能做正确的事？我相信他们可以。于是，我们在曼哈顿的Gramercy Tavern餐厅会面，仔细敲定最后的细节。

我们谈论市场、生活和世界，气氛轻松活泼。吉姆说起一个名叫TheStreet.com的金融网站，是他在1996年和人共同创立的，并于1999年5月上市。我听说过这个网站，但不熟悉具体是做什么事情的，怎么会和财富管理搭上边儿。

不久后，我将有所领悟，无论其好坏。



34.幸运徽章

网络股的泡泡越吹越大，人们陷入一种集体心理，认为人类已经跨入一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

对那些在2000年初从事投资管理的人来说，互联网的估值可谓荒诞不经，超乎想象。每天都有全新的神话上演，情绪上的非理性波动让人以为在每天股市收盘后，自己的价值就等同于自己的财富。

我在Cramer, Berkowitz公司作为交易负责人的开头简直好得无与伦比。出于对千年虫的恐惧，纳斯达克市场在短短几天内暴跌450点，市值惊人地缩水11%，但随后又出现狂热的买盘。这是一场血与火的考验，我们的交易团队无比团结，就像在一起共事过很多年一样。
人们说，当你在赚钱的时候，什么事情看上去都很美好。我刚开始在那里工作的时候，身边总是一片欢笑声。大家都很有礼貌，但千万不要搞错，我们这几个人其实个性都很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功秘诀。

杰夫的分析能力超群，研究部主管麦特.杰考伯(Matt Jacobs)对市场的触觉灵敏无比，吉姆是个动能投资者，而我善于利用市场的波动性。当大家拧成一股绳时，就像一列势不可挡的战车。我们捕捉市场的起伏波动，品尝着成功的甜蜜滋味，我从未享受过这种感觉。

2000年2月，克莱默在TheStreet.com开了一个日后声名狼藉的“新世界赢家”(Winners of the New World)专栏，颂扬10只表现卓越的网络股。这些股票都在经历过大涨之后出现抛物线式的回落，但克莱默并不在意，认为它们都是日后网络新时代的赢家，还极力想说服我们。

我试图让吉姆不要把自己的网络人格带入公司的内部管理─这有时候管用，但有时候纯属徒劳。好在头几个月我们的运气不错，组合的利润越积越多。我刚开始在摩根斯坦利和Galleon公司工作时，都有些力不从心；而在这里担任交易主管时，一开始就感觉得心应手。

作为职责的一部分，我负责风险管理系统的实施、交易合作伙伴的佣金分配和交易席位的用人决策。

交易部门的格局即将因我的上任而改变，因为我已准备好在这里留下自己的烙印。



35.新官上任

这里的一切看上去都很奇怪。我们每天积极地对4亿美元的组合进行交易，用手工计算损益，正式的数字以及交易错误记录将在第二天下午由高盛发过来。

我们的办公室在福尔顿街(Fulton Street)40号，紧邻布鲁克林大桥(Brooklyn Bridge)。公司有十几个全职员工，其中三个直接归我管。他们为吉姆和杰夫执行交易指令，每人都有六位数的薪水；以我在华尔街的从业经历来看，这似乎太挥霍了一点。

在几个月内，我促成了一些变化。那几个交易员被更具交易技能的年轻人换掉了，新来的人底薪更低，但只要业绩好，上不封顶。

我们安装了顶尖的风险管理系统，能够实时监控交易情况，对各种可能的情况进行“压力测试”。我和券商的交易负责人见面，说明佣金将与他们的交易建议以及提供的流动性挂钩起来。

在公司内部管理和外界关系维护上，我们奉行精英主义，对工作标准的要求高，但对人公平，依法合规办事。我们的处事方法很快传了开来，公司高速运转，就像一台上足了油的机器。

当分析师调整对某只股票的评级时，券商总是第一个给我们打电话，他们的首席交易员会跟我沟通其主要账户的交易趋势，而我也总是很快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市场观点，从而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

在沟通时，我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总是说清楚交易原因，很少因为自身的交易给他们造成损失。如果交易指令正好跟他们撞车，我们就会自觉地调整价格。

我的祖父曾经说过，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和承诺。Cramer, Berkowitz公司交易部门就是这一原则的直接延伸。



36.挥棒失误

2000年春天，我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敢于对超出自己击球范围的来球挥棒。有个经纪人提醒我关注一只名叫Focus Enhancements的股票，认为这是一匹即将起跑的黑马。

我们几个合伙人亲密合作，赚了不少钱，而我的交易表现尤其出色，因此吉姆和杰夫都对我言听计从。我们评估了这个机会，在股价处于6到8美元的区间买进了六位数的仓位。

我们处于最佳状态，自信心随着行业声誉的提高而水涨船高。这只股票来回摆动很大，每个交易时段都有10%到15%的波动─而我们彷佛拿着剧本，每次都能很好地把握交易机会。

到第一季度中旬，我们已经获利颇丰，而且对前景信心十足。回过头来看，这其中已经埋藏了隐患。

“有Focus Enhancements的新闻！”杰考伯大喊，我们都把目光集中到电视屏幕上。这是一则负面新闻，我们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Focus Enhancements的股价已经暴跌30%。

一片沉默。电话在响，但没人去接，只有CNBC的新闻评论员玛丽亚.巴蒂洛莫(Maria Bartiromo)在背景中不知说些什么。我惊呆了，每个人都是。其实，这一损失看似巨大，但和四亿美元的组合规模相比微不足道。
我坐在吉姆对面，看着他的脸由白变红，由红变紫，然后就开始抽搐起来。这种批评的表情今后将变得十分常见。他猛地推开椅子站起来，走进了办公室。出于一种本能反应，我们也跟着走进去，并随手把门关上。

我一直对自己要求很严，设定最高的标准。我不需要别人来说我搞砸了，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也知道。

但这只是一笔交易而已，虽然损失巨大，但只是一笔交易，而我之前一系列的交易决策已给公司带来数百万美元的利润。我做好了接受批评的准备，但根本没料到即将到来的狂风骤雨。

刚开始的时候，吉姆还比较镇定─这是相对于他后来的表现而言。大家起初是想讨论一下对策，看看应该规避风险斩仓，还是抓住机会补仓，但很快讨论就演变成一场大吵大闹的肥皂剧。

合伙人之间的正常对话已经不复存在。吉姆以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的方式向我发泄不满，翻来覆去地说这件事有多么可怕，多么难以接受，一遍又一遍。

吉姆大喊大叫，大声咒骂；更奇怪的是，在他发泄完后，我甚至看到他眼角有一滴眼泪。无论在工作场所还是别的地方，我都从没见过如此离奇的情绪宣泄方式。

在我离开办公室时，我没有考虑该如何处理Focus Enhancements的股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家伙是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年来，我跟许多不同性格的人打过交道，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交易失利的时候，最能看出同一战壕中战友的真正面目。



37.坐卧不安

我祖父曾经告诉我，要保持右手抬起，这是前任“金手套”(Golden Gloves)拳王的战斗秘籍，进攻的时候，一定要随时注意保护自己。

经过那次吉姆.克莱默的宣泄事件，我走进空荡荡的公司大厅时，再也没有以往那种感觉了。我知道那个道理，一个交易员是否优秀取决于其最新的那次交易，但在这家公司，这个说法被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经常做对并不够，必须保持每天、每时、每刻都做对。

到了2000年3月，纳斯达克市场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上涨了35%。Focus Enhancements的失利逐渐被大家淡忘。杰夫.伯克维兹和麦特.杰考伯潜心挖掘美国上市企业的投资价值，而吉姆和我则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相隔不过五英尺远，从早到晚共同在股市的高山和低谷间跋涉。
虽然我们的目标相同，但交易风格截然不同。吉姆喜欢追涨；对下跌的股票兴趣不大。由于在摩根斯坦利的从业经历，我喜欢“淡化”市场，逢低买入，逢高卖出。这是一个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游戏，有人赢，就有人输。

我清楚地记着那个觉醒时刻，就像昨天刚刚发生一样。网络股在一天之内上涨了10、30、50个点，而那天晚上，我突然从梦中惊醒，彷佛顿悟一般，感到对网络股的莫大担忧。我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但这次不一样，自己从未有过如此清晰的预感，彷佛水晶一样一览无遗。这一时刻，决定了我今后的职业生涯发展。

网络股泡沫就要破灭了。

做交易时，最难遵循的投资纪律之一就是卖出正赚钱的股票，而我管理的组合规模如此之大，牵涉的损益数字比别人要多好几个零，再考虑到办公室里一些人的情绪波动，可想而知，我手头的任务有多困难。

我不想说自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杰夫对网络股也有不好的预感─但时机把握的重要性，加上公司内部的敏感氛围，使任何一个小错误都不允许发生。吉姆在他的第一本书《一个华尔街瘾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Street Addict)里这样写道：

“四月份到了，纳斯达克指数还在4500点的区域，托德说，现在市场正处于大崩溃的边缘，纳斯达克的泡沫即将破灭，指数很快就要回到1500点。”

现在，你应该相当了解吉姆这个人了。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但如果你处于他的对立面，他会让你生不如死。

杰夫曾经说过，如果吉姆开车撞了人，而你跟他好好说，他会把被撞的人送去医院检查，请伤者全家吃晚饭。但如果你指责吉姆，他就会举起拳头大喊：“闭嘴，不然连你也撞！”

这就是金融史上最大一次撞车事件发生前几周，我在Cramer, Berkowitz公司的真实情况。

光有金融马车就要失控的强烈预感是不够的，我得解释清楚为什么时机是正确的，并要有策略地进行操作。毕竟，要是我们在股市上涨趋势中踏空，就会因持有空头而损失惨重。

压力非常巨大，但作为公司新的一员，我知道忠诚意味着直言不讳。

伤花怒放

下班闪啦~还剩40节，争取下周五之前结束。

顺易

谢谢

心随势变

晕啊。还有40节！

伤花怒放

38.泡沫破灭

2000年4月，互联网泡沫应声破灭，纳斯达克在短短几个交易时段内暴跌20%。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积极利用市场波动性进行交易，抓住了指数下跌后涨回4500点的一波反弹，随后又在不断创下新低的市场跌势中，稳稳站在空头阵营的一方。

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但绝对千真万确。你得相信我的话。整个市场彷佛在我们周围崩塌了，而我们就处在风暴中心，四周狂风大作，不见天日，而中间这座小岛却宁静安详。

我们赚了一大笔钱，付给华尔街券商巨额佣金，而我一手打造的交易团队和风险管理团队也得到很高的奖金。组合的盈利幅度非常巨大，一天就有两三千万美元，是那种你根本不想理解的数字。

我们新上马的投资监控系统能实时显示组合的损益情况，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能知道交易是赚是赔。这既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我不需要看交易显示屏，只要看坐在对桌吉姆的脸色，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任何说自己不那么关注交易业绩的交易员都不该从事这个行业。我们管理着成百上千个交易头寸，它们是一个整体组合，也有着一个共同的损益底线。我们有各自的分工，有归属自己的交易“名字”。我们身处同一团队，但每天晚上洗澡时，都会回顾自己个人一天来的交易得失。

我们俩交易方式的风格差异日趋明显。当市场上涨时，吉姆会大举买进；当市场转向时，有时候才过了几分钟，交易清单上就会突然出现空头头寸。

我密切关注着他，在交易自己头寸的同时，也留心组合的整体损益。我并不想冒犯谁，也不想维持现状。经历过前两次跳槽后，我的职业生涯只有两个目标：一是赚钱，二是保住胜利果实。

夏天到了，我们近乎狂热地工作，并把工作热情转化为出色的业绩。不过，办公室里还是萦绕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只有业绩好于华尔街上平均水平，才不枉忍受这种焦虑。

既有精诚合作，又有磕磕绊绊；既有友谊，又有争吵；既亲近，又疏远。所有这些极端同时存在。

这就是Cramer, Berkowitz公司的日子，但我不知道的是，我们就要向外界打开窗户。



39.一扇大门

七月的炎热令人无法忍受，我让司机凌晨五点就送我去上班。公司的生意不错，在华尔街，这种说法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赚钱。

在外人看来，我们管理的基金就像一架穿越完美风暴而毫发无损的战斗机；而在公司内部，一种不同的氛围正在酝酿中。

吉姆计划去汉普顿度假，正和TheStreet.com的编辑通电话，想找人代他写专栏。当吉姆把目光锁定在我身上时，我彷佛看到他头顶上方出现一个闪光的灯泡，他咧嘴笑了起来。

“就这么定了，托德帮我写下周一的文章，然后你再找别人接手。”吉姆说。

我正交易着200个头寸，管理4亿美元的风险敞口，而且历史上最大一个泡沫正在破灭。我不想分心干别的事情。

“伙计，我最后一次写东西是在夏令营时给妈妈写信，我没办法帮忙。”

但吉姆和往常一样，打定了的主意就不会再变。反正他自己的问题解决了，现在烫手的山芋已经抛到我的手上。

写第一篇专栏文章时，我没花很多心思，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引用了一段“Grateful Dead”乐队创作的歌词作为开头，随意讲了一些对流行文化的看法，回过头来谈现在的熊市思路，最后探讨了自己的投资理念和方法。

我没觉得这份兼职有什么意思，但它也没妨碍我什么。事实上，写东西能帮我整理自己的思路，让我在市场的惊涛骇浪中更能游刃有余。

闭市的钟声响起前，我接到TheStreet.com编辑的电话，请我把这周的专栏文章都接下来。

“没问题，”我对杰夫眨眨眼睛，说，“愿意效劳。”




40.重大变化

吉姆是个极端的人，每天的交易业绩要么好得出奇，要么坏得难以想象。他在人际交往上也是如此，你要么是他最好的朋友，要么是他最痛恨的敌人。

我在这两个角色之间来回转换，有时在同一天就能分饰二角。不过，周五晚上我到他租的东区(East End)公寓时，吉姆的情绪指针明显处于偏向我的一侧。

“托德！”他狂呼着从门口冲过来，给我一个大大的熊抱，“我们来好好谈谈！”

他爆发出的激情让我身边的一个朋友惊呆了。这也难怪，她不知道“飓风”吉姆的能量可以席卷沿途所经的一切；而且她也不知道，吉姆发起狂来同样可怕。不过没关系，说了她也不会相信。

吉姆告诉我，我写的专栏文章大受欢迎，这让我相当吃惊。还没等我回过味来，他已经给我制定了一个计划，不给我任何喘息的时间。

“你要在TheStreet.com我的专栏旁边开一个交易日记，效果一定很好！怎么样？”

我还能说什么？

我从没在挑战面前退缩过，我也知道，即使打退堂鼓，也不一定管用。说实话，我不觉得写文章是我想做的事。但我实际上喜欢写作的过程，因为它能让我理清思路。我并不知道，吉姆向我打开了一扇大门，并将永远改变我的生活。吉姆也不知道，直至今日，我还一直为此感激他。
我对自己发誓，不能被专栏写作分散精力，同时感觉它已悄悄地占用了我不少时间。我彷佛天生就适合写作，从骨子里，在内心中；它和交易工作一起，很快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开启了一个我以往一无所知的新世界。

起初，我担心这一额外职责会让早已紧张的工作关系绷得更紧。虽然吉姆和我在市场观点上经常各持己见，但那毕竟是关起门来的意见对立。

现在，通过互联网的力量，我们的观点分歧将天下皆知。

做交易时，你必须适应市场的变化。不同的时间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互联网泡沫的膨胀和破灭就是最好的例证。当大家都相信网络新时代已经来临时，市场却阴险地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让股市哀鸿遍野，血流成河。

事实上，这不是个容易把握的市场，即使你是其中的佼佼者，也依然要经历腥风血雨。

我开始把吉姆的动能投资风格作为反向指针，起初是下意识的，但后来就习以为常。我们的基金依然业绩出众，我的专栏文章也在继续，但我避免和吉姆争论，一切以和为贵。

我不是不喜欢吉姆，事实上，我非常尊重他的才智，并以朋友的身份关心他。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虽然冲突日益频繁，但还是尽量求同存异，共同前进。

2000年下半年就这样过去了。我越来越有一种感觉，有什么事就要发生。

而这事对我没什么好处。



41.新的麻烦

如果吉姆.克莱默的脾气不像小孩子那样阴晴不定，要讨厌他还真是不容易。

热情和慷慨是他性格中的闪光点，当这些品质表现出来时，剑拔弩张的气氛就会神奇地烟消云散，变得其乐融融。起初我不理解他那种突兀的情绪转变，最后摸到他脾气之后，更多的则是理解，而不是怨恨。

某一个交易日，我们正积极地在商业板块杀进杀出，稳步积累利润。我不能确切说出我们仓位的平均成本，但可以感觉到，随着市场进入快速下跌通道，交易席位上的气氛紧张起来。

“你好，托德.哈里森在吗？”电话那头有个声音说道。

短暂的交谈带来一个坏消息。电话是夏威夷毛伊岛监狱(Maui Correctional Facility)打来的，我爸爸惹了大麻烦。

我陷在椅子里，听着一个陌生人说话，得知自己的父亲成了流浪汉，吸毒，现在被关在监狱的单人囚室里。我已经十年没跟父亲说过话了。

十年。很显然，十年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他也是。

作为一个大型交易部门的首席交易员，我思维敏锐，能迅速做出决策，不受个人情绪的干扰。但在2000年的那一天，我突然对身边闪烁着的市场报价视若无睹。

吉姆立马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示意我进他身后的办公室。

我走进玻璃隔间，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杰夫跟着走进来，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把情况说了，至少是我所了解的情况。吉姆留神听着，立刻出了主意。

“去毛伊岛一趟，”吉姆说，“照顾好该照顾的人。”

那个时刻我永生难忘。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我们疲于奔命，而工作最狂热的一个人居然催我去夏威夷。等我咂摸过味儿来，他已经在帮我打电话了。

吉姆联系了一个在夏威夷有熟人的基金投资者。到下班的时候，我已经约好毛伊岛最有名的一名律师，订好了飞机票。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面对父亲，跟自己做斗争。



42.彩虹背面

我不想一个人去，于是叫上哥哥同行。两天后，我和亚当(Adam)抵达毛伊岛，直接前往律师事务所。

我们俩都对父亲不抱什么指望，但还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毕竟，他是我们的爸爸，我们是他最后的依靠。

律师介绍了情况。我们的父亲流浪多年，在街上行乞，每到一个地方，最后都变得不受欢迎。他曾因假冒警察被捕，又在狱中袭击一名狱警，那个狱警把他痛打了一顿，并把他关了禁闭。

我们得知，父亲为表示抗议，在单人囚室的 上涂满了自己的鲜血。当时这听起来很离奇，现在想起来还是一样。

第二天早上，我们坐在毛伊岛法院里等待父亲被提讯。法官开庭后，法警把一连串被告带了进来。

我找不到自己的父亲。橘黄色的囚服千篇一律，把他们串在一起的铁链让我心神不宁。我扫视了两遍，最后把目光聚焦在队伍中间一个枯瘦憔悴的男人身上，他胡子拉扎，刺着纹身。

他目光空洞的眼睛向我看来，我再次见到了曾经熟悉的那个人─那个遗弃我们全家的人，那个曾经开着一辆法拉利呼啸而来的人，那个到夏威夷寻找天堂的人。而现在，他身无分文，一败涂地。

那个星期，我和亚当开车转遍了毛伊岛，去父亲呆过的地方看看。我们发现，在天堂的角落里，日子是那么艰难。
他过的是一段债务缠身、绝望无助和遭人唾弃的生活，而且似乎永远看不到头。

父亲加入了一个邪教组织，把一辈子的积蓄捐献出来。被邪教赶出来后，他在岛上流浪，靠乞讨度日。他走进度假村，假装参加那里举办的会议，只求能喝上一杯热咖啡，吃上一个面包卷。他让自己养的一条黄毛猎犬布巴(Bubba)去海里捡鹅卵石，从游客那里换来几个零钱。

我们开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就像被困在迷宫里的两只老鼠，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现什么。父亲背了好几千美元的债务，还欠下不少人情，很多人都指望我们能帮他了结。我们还发现，他是个病人，多年来一直患有躁郁症，但没人注意到，也没人给他治疗。

尤其是最后这一点，让我感觉心如刀绞。

他是个病人。

在毛伊岛的最后一天，我和亚当去监狱看望父亲。他含着泪，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和没有做到的一切向我们道歉。我不禁回忆起自己过生日时，在电话机旁边苦等爸爸电话的情景。那一周，我经历了情绪的剧烈波动，那些我以为结痂的创伤，再次流出了鲜血。

我们坐在他囚室里，他整个人都崩溃了，说自己再也没有活下去的目标。我哥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他的两个孩子，也就是我的侄子和侄女。哥哥把照片交给父亲。“这就是你活下去的目标。”他说。这个表态让我意外。

“是的，爸爸。”我把话头接过去，“只要你告别过去，我会帮你重新开始，帮你还债，找一间房子…让你和自己的孙子孙女见面。”

我眼角的余光发现狱警在看这边，而且也希望他们听到这些交谈。也许当他们知道这个囚犯是个父亲和祖父时，动手打他前能够三思而后行。

我永远忘不了离别时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活得轻松点，儿子，人有旦夕祸福，要学会多享受生活。”

我向他保证，自己一年后会来看他，让一切从头开始。这时，我心头涌上一股奇怪的感情，似乎有个结解开了。

他是个病人，我在心里再次对自己说。

但这不是我的错。



43.原来如此

在我的生命中，有这样一个男人。一方面，他情绪极端波动，一会儿沮丧得彻底绝望，一会儿狂躁得歇斯底里；另一方面，我有个患躁郁症的父亲，因为不看医生自己瞎吃药，病情越来越重。

我跟吉姆讨论父亲的诊断结果，他告诉我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吉姆.克莱默才华横溢，拥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和极强吸收信息的能力，但他也患有类似的病症。吉姆向我保证，这种疾病通过正确的用药可以有所缓解，并提供了一些建议。至此，我才明白吉姆的情绪为何如此大起大落。

吉姆和我父亲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但有一样共同的东西将他们联系起来，也就是我。也许我们早该发现吉姆患有躁郁症，但谁会往那方面想呢？天才与疯子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你的主观立场。
我不再因吉姆的脾气而生气沮丧。事实上，经过父亲这件事，再加上吉姆从中给予的热心帮助，我对这个每日共舞的人油然而生了一种全新的尊重。我们俩以一种难以描述的纽带联系在一起，我理解他，我觉得他也理解我。

我还意识到，和父亲的情况一样，吉姆的情绪波动往往并不针对任何人。作为他的朋友，我希望他快乐健康。作为和他共同管理四亿美元资金的合伙人，我们继续为损益表上的每一块钱利润浴血奋战。

在吉姆的喜怒无常中，2000年就这样过去了。情绪波动总会带来损失，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每天都像是在下一局棋，我们知道彼此的脾气，几乎从不错过任何让对方难受的机会。我也承认，虽然自己对吉姆多了一份理解，但有时也会被他那些似乎很随意的决策搞得非常恼火。

谈到我们俩的关系，似乎有两部电影在同时播放。一个是网上的针锋相对，一大群忠实读者在看我们俩意见相左的投资观点，从而给TheStreet.com.带来巨大的访问量。一个是在公司内部，我们肩并肩共同赚钱，每天上演着一幕永不间断的肥皂剧。

我们基金的表现高于主流，并越来越好，投资回报率平均水平20%以上，超越基准40%。不过，成功的背后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因为我们渴望保持领先地位，永远都不满足于现有的成绩。

在内心深处，我提醒自己一个隐约但又非常重要的事实。除非及时兑现收益，否则一切都是纸上富贵。直到吉姆在工资支票上签字前，我还拿不到利润分成，

有过在摩根斯坦利和Galleon的经历后，我已经变得非常现实。

伤花怒放

44.股市肥皂剧

2000年下半年，Cramer Berkowitz对冲基金的表现依然出众，吉姆.克莱默问我能不能陪他去参加TheStreet.com的会议，晚上再跟金.哈克曼(Gene Hackman)一起吃饭。

金.哈克曼是我最喜欢的男演员之一，很期待能和他共进晚餐。我告诉吉姆，只要不让我在会上演讲就行。写东西是一回事，但在几千人面前讲话是另一回事，我可不感兴趣。吉姆答应了，于是我很高兴地陪他前往。

纽约万豪世贸中心酒店(Marriott World Trade Center)人头攒动，我从没见过这种场面。鸡尾酒会期间，投资者把吉姆围个水泄不通，请他帮忙选股。我把胸卡放在口袋里，希望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吉姆做了主题发言，听众们疯狂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上市公司代码。我看着吉姆让自己成为全场的焦点，他很棒，我对自己说，是个营销大师。
演讲之后是问答环节，有人提出一个关于期权定价的问题。

“嗯，”他说，“我能回答这个问题，但现场还有一个人，期权交易做得比谁都好。你们都知道我的首席交易员‘曲奇饼’托德.哈里森吧？为什么不让他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怎么样，托德？”

有几个人带头鼓起掌来，我觉得自己的胃都要痉挛了。很快，全场都站起来鼓掌，我别无选择，再也当不成隐形人，只能慢慢走上台，回答了好几个问题，才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会议结束后，我急着想去上厕所，但很快就意识到这不太容易。短短几分钟内，我就被人群包围起来，身边有八九个人紧紧围着，把我弄得就像靶子上的靶心一样。

“你觉得思科怎么样？”

“你最看空哪只金融股？”

“年底标普500会收在什么点位？”

我被搞得晕头转向，还没来得及消化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接踵而至，而我还急着要去上厕所。

我从人们的肩头望出去，看到金.哈克曼在看手表。一个获得两届奥斯卡奖的演员孤零零地站在一边，而一个首席交易员却像影星一样被围得水泄不通，这里头一定有什么东西很不对头，看来这场股市肥皂剧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局.



45.灵光闪现

这一年的11月底，吉姆的合伙人杰夫.伯科威兹(Jeff Berkowitz)去参加第一波士顿举办的会议，跟我们沟通了一个很重要的市场观点。经过10年的友谊和11个月抱成一团的合作关系，我们俩已经达到心意相通的程度。他用不着跟我说得很清楚，我就能把他内心的交易想法执行到位。

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他的分析推理能力与我的交易直觉结合得天衣无缝。我们是任何一个对冲基金都梦寐以求的那种完美组合。

杰夫站在会场外头的走廊里跟我打电话，说他现在看空微软公司。我刚好在和德意志银行联系，他们有个客户持有大量的微软普通股，我正想找机会做空一下“软件先生”(Mr. Softee)，杰夫的电话来得恰到好处。

砰！我们卖空“250手”(25万股)，微软股价下跌1美元。

呼！看跌期权交易像水一样在我们已经盈利的组合中流进流出。

噗！微软首席财务官约翰.康纳斯的脸部又痉挛一下，我们又卖空几十万股。

还没等到午饭时间，我们在“软件先生”身上就已经赚了将近300万美元。

当天，我们在Cramer Berkowitz公司空旷的大厅内举办了一场赚钱庆祝会。此时，我们卖空的不只是微软公司，而是摆出全面作战的架势，将多头仓位清空，卖空整个技术板块。我们和众多券商进行了那么多的交易，我的团队几乎都没时间在系统内输入交易仓位。

这就是所谓的顺风顺水，我们的损益表从300万美元的盈利上升到400万，然后是500万美元。

随着闭市的临近，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满足感。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为赢家，并展现出了任何一个伟大的交易机构所特有的那种投资纪律和水准。要不是交易清单里埋藏着一个小小的地雷，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交易日。

你看，在好几个盈利达到七位数的空头仓位中，有一个2万股卖空计算机存储公司Brocade的单子。这是当时表现最好的股票之一，也是最受吉姆青睐的，我还从没在交易清单上看见他卖出过Brocade。

闭市钟声敲响后，Brocade公布了一个歌舞升平的季报，技术板块的大厦将倾，但这份业绩可谓无懈可击。不幸的是，公司股价已经远超每股100美元，好消息早就在价格中反映出来。

一眨眼的功夫，Brocade的股价下跌5美元；叹一口气的功夫，又下跌10美元。

每到一个下跌平台，吉姆都吃进更多的Brocade；而每一次股价收低，空方的维苏威火山都喷发得愈加猛烈。我试着安抚一下吉姆，提醒他我们的空头仓位盈利巨大。

“没关系，兄弟。”我说，“我们今天赚翻了。”

但吉姆根本不听。他唾沫横飞地咒骂，把电话和键盘在桌上摔得啪啪响。我以前见识过这种场面，并不想看重播。

我站起来，拿起上衣走出办公室。在等电梯的时候，我听见有东西砸在门上的声音。我下了决心，只要克莱默还在办公室，今天我就不回去了。

吉姆打电话给杰夫抱怨，说我不关心公司的基金。过了一会儿，杰夫给我打电话，我们俩长谈了一次。




46.胜利撤退

在Cramer Berkowitz工作就像活在一场真人秀里，其荒诞离奇之处，假如不是亲身经历，根本想象不出来。我只希望谁有先见之明，能预先把它拍下来。

吉姆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媒体上，频频在TheStreet.com和CNBC电视节目中亮相。对此我没啥意见─反正距离拿大笔奖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回过头来看，吉姆同时处理那么多事情的能力令人赞叹；但在当时，我觉得他有些分心。

一天，吉姆正靠在椅子上打电话，话筒紧紧贴在耳朵上。我隔着桌子冲他喊，提醒他当前的交易操作与市场走势唱反调。他看到我想引起他的注意力，于是冲我做了个翘大拇指的手势，然后把手掩在话筒上，说：“我喜欢这公司─买吧！”

当我告诉他，我们正在积极卖空这只股票时，他又点头认可，给我打手势，彷佛在说：“卖，卖，卖！”
我不打算谈更多这种工作上的往来细节。但随着2000年底的临近，我很想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给投资者结算回报，让自己拿到奖金。吉姆是一列活生生、会喘气的过山车，而我急于从车上下来。

随着年末指日可待，我们做出一个集体决策，减少交易，坐在高高的钱堆上，等着一年的结束。这是一个审慎的决策，我们把组合风险降至最低，并达成共识，只交易那些最好的市场机会。

杰夫、马特•雅各布斯和我似乎很快就掌握了这一理念，但我很快就发现，教一只老狗新招数是很难的。




47.分道扬镳

Cramer Berkowitz对冲基金的投资流程是长期固定的。我们每天都讨论几次组合的交易明细，调整风险仓位。无论市场好坏，这一投资纪律让我们得以安全度过金融世界的腥风血雨。在瞬息万变的市场过山车中，这是让一群容易分心的组合经理保持协同作战的最佳途径。

我们新建立的风险管理系统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当我们查看初步的交易明细时，发现一些我们不知情的神秘交易头寸。
吉姆坚持说，这些交易是有消息来源的。杰夫和我暗自发笑，通过即时通讯软件聊天，猜这个所谓的“消息来源”是谁。

是成吉思汗(Genghis Khan)？

还是林肯总统(Abe Lincoln)？

会不会是棒球手泰•柯布(Ty Cobb)？

这种事情有点可笑，也有点悲哀，但没关系。我们坐在一辆盈利四个亿美元的坦克里，这些头寸就像是橡皮子弹一样，无声无息地就被相对较厚的利润盔甲给弹开了。

与和吉姆相处的矛盾心情相比，我对公司的未来没有怀疑。杰夫、马特和我已形成一个全明星阵容的铁三角；我和吉姆共事不过一年时间，虽然我真的很关心他，但我再也不想站在他情绪的对立面上。

此外，我祖父的健康开始出现问题，这是我不得不接受的悲哀现实。也许有点自私─也许有点贪婪─我开始在心里盘算，如果不把吉姆的业绩考虑在内，我能多赚多少钱。

这种想法一旦萌生，就挥之不去。我跟杰夫和马特谈了自己的想法，打算到年底就离开公司。

我不想称之为政变，但公司的阵营确实出现了分化。我们的即时聊天工具闪动得更快，外面打来的电话更频繁。是的，在我们承担无谓的投资风险，在闲扯中等待年底的到来时，有些东西正在酝酿之中。

在头脑受到情绪冲动的影响之时，Cramer Berkowitz对冲基金迎来一个命中注定的日子，这一天将永远改变我们的生活。




48.新转机

2000年底的一天，吉姆.克拉默和杰夫.伯科威茨在吉姆的办公室里私下交谈，没人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而我在外头透过玻璃看着，觉得时间彷佛停止了下来。

那次，吉姆为自己在Brocade股票上的失利大发雷霆，砸坏电脑键盘，我走出办公室后又拿东西扔到门上。此后，我和杰夫开诚布公地谈了次心，告诉他如果吉姆还留在这里，那明年我就不在公司干了。

杰夫并不感到意外──从三季度末开始，情况就已经很明确了──但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去跟他谈谈。”他当时说，“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明天还要好好干。”
杰夫是个好人，一生都以身作则。他和吉姆打交道的经验，比我们加起来都要多--九年艰苦的沟通之旅，还要不动声色地满足吉姆的明星情结。

在华尔街，忠诚是一种稀有品质。杰夫就有这一品质。我下意识里知道这一点。我坐在那里，等待吉姆的办公室里能传来好消息。

门一下子被打开了，吉姆大步走进交易室。一开始，我说不清他是愤怒还是高兴，因为他的这两种情绪别人很难区分开来。他走到主交易席位，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

就是现在，我想，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我做出了决定，”吉姆说，嘴角有点往上翘，“今年年底我将宣布退休，把公司交给杰夫。”

我和杰夫的眼神交汇到一起，事情开始变得清晰起来。真是个聪明人，我心里想，但这也很正常，毕竟那个关于吉姆开车撞人的比喻是杰夫教给我的。

我估计杰夫提出，他希望从吉姆的身后走向前台，成为公司的掌舵人；但不清楚我在杰夫的决定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或者吉姆的反应有没有考虑到我的因素。不过，这一切并不重要。

就像交易一样，最重要的是目的有没有达到。




49.期待和现实

我们在内部讨论这一变动时，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大家的情绪都很好，开玩笑说吉姆一定能青史留名。

“冰球皇帝”格雷茨基(Gretzky)，传奇四分卫艾尔维(Elway)，篮球明星乔丹(Jordan)─还有吉姆.克拉默。

吉姆能言善道，知道凭借自己的投资资历，他能成功进入媒体行业。他公开宣称自己想多陪陪家人，大家也都以为是这么回事。他高兴，我们也高兴，可谓皆大欢喜。
但欢欣鼓舞过后，问题随之而来。如果吉姆退出，那他的那份奖金怎么算？公司承诺给我一个固定比例的分红，但考虑到相对的贡献程度，我觉得自己有理由在利润大饼中分到更大的一块。

在拿了几年的微薄收入后，我想这次应该能打一个翻身仗了。历史不能再重演了。

真的吗？

2000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们停止了交易，坐在36%的盈利成绩上，看着华尔街其他机构损失惨重。我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如何把公司控制权交给杰夫的各种法律问题上，一切进展得很快，但我们还是觉得不够快。

我为杰夫感到高兴，他投入那么多，有权成为公司的掌门人。我也为自己感到高兴，准备好接任总裁一职，这个位置以前是吉姆把持的。

这种期待，以及未来两年能享受到较高固定收入的满足感，让我坐下来和杰夫谈2000年奖金时觉得胸有成竹。他承诺过让我放心，我也确实很放心。

吉姆拿到一笔离职费，作为他在华尔街的最后一笔奖金，而我拿到将近500万美元，比合同规定的金额多得多。

Cramer Berkowitz对冲基金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而我终于大大地松了口气。

我终于站到了收款机的内侧。




50.纯真年代

在华尔街，如果你能舒上一口气，放松下来享受自己的好运，这算是很罕见的情形。

我们就以这种状态进入了2001年，精神焕发，充满了新的动力。我们管理的基金赢得机智灵活和诚实守信的声誉，我们熟悉所有该熟悉的公司，认识所有该认识的人。我在银行有大笔存款，这是在一个竞争残酷的行业摸爬滚打所获得的有形认证。

我还继续在TheStreet.com写专栏文章，享受这一平台给我带来的乐趣。网站上有一些睿智的思想者，我们相互尊重，成为朋友。

2001年初的几个月里，我的祖父鲁比─我最好的朋友和人生导师─在重症病房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我经常周末去佛罗里达，握住他的手，聆听他的教诲。对全家来说，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因为我们就要向家中的一位长者告别，真是快乐时光中的一个很大的遗憾。

这就是生活，人的归宿就是死亡。
我在和广大读者交流市场观点时，谈起了祖父的故事。此时我才意识到互联网的力量，以及写作所能带来的情绪宣泄作用。我们收到成千上万封电子邮件，并在祖父的病榻前为他读这些来信。每一封来信都是爱的故事，痛失亲人的故事，无论是作为儿子、父母，还是兄弟姐妹。

这是我和读者建立起彼此忠诚关系的源头，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既然这些素昧平生的人能帮我的家庭度过如此艰难的一段日子，我当然要挤出时间来写作，以此回馈他们的深情厚谊。

我完全进入“交易员兼专栏作者”的双重身份，但这其中也有一些讽刺意味。我等于是全面接手了吉姆的职责：既作为Cramer Berkowitz公司的总裁，又是TheStreet.com交易专栏的作者。

我和吉姆的关系十分微妙，生意和金钱上的来往成为我们之间的一种缓冲。吉姆对我们的投资者具有影响力，因为他自己就有一大笔钱放在由我、杰夫和马特来共同管理的基金里头；此外，他也在TheStreet.com发表市场观点。虽然我们之间一直有些紧张，但还是有必要让对方开心，因此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平衡，把游戏玩下去。

2001年3月，美国脑瘫联合协会(United Cerebral Palsy)授予我一项杰出成就奖，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选中，但很高兴能为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吸引参与者。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请到了Run-DMC乐队在慈善晚会上表演助兴。我向华尔街的生意网络─就是那些我们支付交易佣金的人─介绍这次活动，很快就把票全部卖了出去。

我有种预感，鲁比即将不久于人世，几乎都想放弃颁奖典礼去陪他；但在家人的坚持下，我还是留了下来，去领了奖。吉姆走上颁奖台，称赞我是华尔街最好的交易员，以及TheStreet.com网站上最好的专栏作者。

这就是吉姆─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我不同意他的评价，而且这些话令我惭愧。我冲吉姆微笑，表示感谢。虽然我们在工作上关系紧张，但我真的很在乎这个人。

结果，吉姆的这次演讲成为我们俩私人关系的最高峰。

伤花怒放

51.告别亲人

鲁比.派克于2001年4月21日与世长辞，让我无比痛心。基金比上一年底又有了更好的表现，但痛失亲人者会告诉你，一旦自己所爱的人告别人世，你很快就会对事物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这是我生命中一段沉浸于内心世界的时光，自己长大了，变得更加成熟。我把祖父的临终遗言制成视频，在脑瘫联合协会的慈善晚会上播放，他最后的话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教了他很多东西，但我绝对希望他学到了不少。”

他确实教了我很多，而我也确实学会了不少。

我的悲哀在TheStreet.com专栏文章的字里行间显现出来，编辑很有同情心，允许我在悲伤的日子里宣泄一下自己的心情。不过，他们还是想要关于金融市场的真金实银的观点，情绪的东西只能适可而止。编辑团队对我文章的关注程度开始加大，在发表前都要做一些修改。

我从没说过自己是个好作者，但我写的东西都发自内心，不说假话。有时候，一字一句的改变可能会影响整篇文章的核心思想。编辑向我解释正确的语法应用，但我坚持自己的风格。

我的风格很简单─用平白明了、读者耳熟能详的概念来解释复杂的金融信息，并用富有乐感的语句表达出来。
我的电子邮箱每天都接到数百封读者来信，很多都是关于金融市场的，但令人惊奇的是，还有不少来信的内容根本和市场交易无关。这让我感到，读者群体的构成是如此的多样化，但仔细一想，这也很正常。

他们不是有些人性的市场交易员，而是碰巧做了交易员的人类。

“呼呼”和“嘘嘘”

我开始用打趣的手法描述股市的两大趋势─“呼呼”(Hoofy)代表牛市，“嘘嘘”(Boo)代表熊市─同时从两方面来阐述交易操作。无论市场趋势如何，牛和熊的观点总是各有道理，而最终的分晓在第二天早上的报纸上见。我带着这种心态来写专栏文章，不同观点的分歧正是看清市场真谛的不二法门。

不久，读者开始问我“呼呼”在干什么，“嘘嘘”在怎么想，他们给股市赋予性格，形成独特的视角。这种说法深入人心，大家都很喜欢。我不禁在想，那个发明牛市和熊市说法的人怎么不出来宣扬一下自己。

TheStreet.com向我支付稿费，但与从事交易工作的报酬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写作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一种思想的净化。我们之间没有签署合同，因为我不想让网站拥有对“呼呼”和“嘘嘘”这种词语的知识产权。结果，这是我一生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

在这一点上，他们并不想强求。毕竟，我是他们的摇钱树，一个在市场战壕里摸爬滚打的人，写的东西能吸引大量读者。我不停地写文章，探索网络泡沫背后的奥妙，记录自己的交易行为，展示给全世界看。如果说股市是个赌场的话，我们觉得自己就是拿着筛子长期坐庄的人。

TheStreet.com很高兴，基金的投资者很高兴，因为回报率再次达到两位数的水平，我也很高兴，虽然心里有点空荡荡的。赚钱是件美妙的事情，稍稍分散了我失去祖父的痛苦，但并不能填补祖父离开后内心的空白。

网络股的走势捉摸不定，人们的贪婪有所收敛，而我依然维持着自己的双重身份。

生活是美好的，至少我这么认为，因为财富给我带来了很多可玩的东西。我不再整天坐在交易屏幕前面任凭时光流逝，我要和朋友们共进晚餐，有充足的时间找个新娘，还希望能放松多久就放松多久。

人们说，许愿的时候要当心。我从不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直到自己的愿望成真。



52.夏日狂欢

阅历多了以后，我才意识到好玩和快乐是两码事；而在2001年夏天，我并不理解这两者的区别。

除了鲁比的去世，我的生活从没这么好过。当华尔街的其他人还在为生计挣扎时，我们在大赚特赚，过着奢华的生活。我从没想过自己是那样的人──坐着加长轿车，出入豪华餐厅和夜总会，吃一顿晚餐就花上一大笔钱。

事后看来，我就是那样一个人。
我还沉浸在失去祖父的悲痛中，但还是跟朋友利奥奈尔(Lionel)去汉普顿找一个消夏的房子租。我随手买了一辆宝马汽车，根本没怎么看价签。我们开车疾驰向东，车里飘荡着U2乐队轰鸣的音乐。

我们看了几处房子，但都不是很满意，正打算空手回去，有个地产经纪打来电话，说Sag Harbor有栋房子值得一看。我们掉转车头，最后去碰一下运气；但一开到那里，我马上有个感觉，就是它了。

“我们就管它叫鲁比之家(Ruby Ridge)。”我对利奥奈尔说。两人从车里出来，开始察看周围的情况。

这个地方令人心驰神往。法国设计师菲力普•斯达克(Philip Stark)设计的房子，里面挂满现代艺术家利希滕斯坦(Lichtenstein)的照片，有一个冥想塔，一间视听室，还有一片环绕屋顶的露天阳台，能俯瞰整个萨格港(Sag Harbor)。房子周围是纯净无瑕的丘陵草地，车库能容纳八辆车，旁边是一间小平房，有两个卧室。户外有个凉亭，可以在这里用餐，配备壁炉，厨房，还有一个深褐色的游泳池。附近是一个槌球场，还有一片200平方英尺的沙滩，离镇子很近，走着就可以到。

这个地方一定得定下来。“七间卧室，”我们中的一个说道，“这个地方真够大的。”地产经纪说，这栋房子整个夏季的租金是15万美元。没等我们回到车里，租赁合同就已经签好。我们叫来五六个朋友，把车库改造成一个名叫“Shagababy”的俱乐部。当有人谈起Sag Harbor那里新开了一家私人俱乐部时，我们几个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任何时候，鲁比之家都有一百个人在里头玩耍。我们开各种派对，我的生日派对和庆祝夏末时，来了400个人，这一盛事至今为人传颂。那个夏天，我们寻欢作乐，过着电影里才会有的生活，简直就是一场“股市之巅”的狂欢节。

作为一个把握市场脉搏和走向的交易员，我理应看到什么在等着我们。劳动节(Labor Day)的那个周末，我去了一趟夏威夷，履行我对父亲的承诺。

从此，纽约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纽约。



53.2001年9月11日

九月一个美丽、清爽的早晨，我从手中的《华尔街日报》抬头眺望纽约东河(East River)上的日出。这是一个宁静祥和的时刻，我停顿下来，欣赏美丽的大自然，并反思自己走过的生命旅途。

这是我在2001年9月11日那天的最初感受，当阳光照到曼哈顿时，地平线轮廓是如此的层次分明。

我们的对冲基金不看好宏观经济走势，但在911那天来临之前，持有的是反趋势的多头头寸。我们坐到交易席位上，喝下第二杯咖啡。诺基亚公司(Nokia Corp.)公告了季度的盈利预减，但股价还是飙升了5%。

这是一个典型的迹象，表明前期市场处于超卖状态，现在交易员头寸不足，正忙着补仓。我们加重筹码，疯狂买入史坦普500指数(SPDR S&P 500) 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以及纳斯达克100指数ETF基金(PowerShares QQQ)─基本上就是赌市场会整体走高。我们把尖刀插入空头派的肚子，他们早就不受欢迎了。

第一次撞击时，办公室的 壁都震动了。我扫视一下交易席位，问：“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在喊：“世贸中心着火了！”我们转头看去，只见火光冲天，黑烟滚滚，与湛蓝的天空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在福尔顿街40号，离世贸中心仅有几个街区远；办公室在24层，视野开阔。此时，主流媒体还没来得及进行报导，这让我们在亲眼目睹事件发生的过程时，感到尤为困惑。

我回过身来，在TheStreet.com写下上午8点47分的一段评论。“世贸中心有炸弹爆炸，愿上帝保佑那些无辜的灵魂。”

标普和纳斯达克的指数期货交易剧烈，每次都跳动10到20个基点。我们卖出手头持有的一部分指数基金，但当看到报导，说那只是一架小型客机撞上大厦时，又买回了一些。

这一切就发生短短几分钟内。

我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当时无法将目光从世贸大厦移走，那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没有办法处理接受到的信息。不管如何努力地消化所看到的情景，我们的脑子里都没地方可以“归档”那种人类手牵手从世贸中心顶层跳下来的画面。

那是我至今无法忘怀的画面，人的身体就像糖果一样从空中坠落，大厦受损处纸片飘扬，都是从办公桌里飞出来的。我真希望上帝让我永远不要看到这种场面。

我们挤在窗口，嘴巴张得大大的，有人在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第二架飞机从大厦后头出现，再次撞了上去。一切都彷佛在放慢动作一样，爆炸余波再次震动我们的大楼，爆炸产生的火球直接向我们冲过来。

我心想：“这就是我的死法。”我们把员工召集起来，带他们去楼梯那里疏散。

我在自己的座位停了一下，很快写下一句话“我正在撤离大楼……”，然后发给网站编辑，不知道他们能否收到。



54.避难之路

我们的员工离开办公楼，向南街海港(South Street Seaport)跑去。我记得自己心里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一旦情况不妙，就跳进东河听天由命了。

我们听到有人在说，五角大楼遭到了袭击。五角大楼？不是说一旦有东西威胁那里的领空，就会有导弹将其击落吗？

Verizon公司的电话信号交换中心受损，我们手头没有手机或黑莓(Blackberry)，没有理性的声音来缓解内心的恐慌。我们彻底与世隔绝了。
我想起在世贸中心上班的朋友，极力抑制住想跑去现场寻找他们的冲动。我心里很着急，但脸上还是尽量保持镇定，以安抚受到惊吓的同事。

世贸中心的第一栋大厦开始倒塌，吱呀声很快就变成一片轰鸣。

无论是所处的位置还是与外界的沟通，我们都像在一座孤岛上，很自然地认为这是下一波袭击的开始。大家变得恐慌起来，四散而逃，没入成千上万困惑的人群中。此时，大厦倒塌后掀起的白色浓烟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不太清楚怎么跟公司合伙人杰夫•伯克维兹碰到一起的，但我们俩还是会合了，并沿着河边向罗斯福高速路跑去。我警惕地盯着右侧的河流，随时准备在快跑过程中跳入河中。

杰夫给一个出租车司机500美元，让他带我们出城，而我试图安慰汽车后座上一位惊慌得快要喘不上气的妇女。她哭着告诉我，她男朋友在世贸中心的楼层高处上班。我从车后窗看出去，发现双塔中的一栋已经不见了；此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该怎么安抚她的痛苦？我们的国家出了什么事？这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吗？

我找到了回57街自己家的路，看到便利店门前排起了长队，人们在抢购瓶装水、罐头食品、手电筒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这些我都没有，但我不在乎。

我只想找到自己的家人、朋友，和我自己。我需要明白发生了什么，构建一个相对的框架，一个能让我好好想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地方。

半小时后，我妈妈从大门口冲进来，以从未有过的力度紧紧抱住我。在电视报导的画面中，曼哈顿下城笼罩在浓烟当中，世贸中心附近一片狼藉，横七竖八的尸体，就像是昨天没洗的衣服乱扔在卧室地板上一样。

朋友们开始聚集到我的公寓来，先是五个，然后十个，后来二十个。这里远离灾难发生的地方，是乱世中的避难所，困惑中的心灵驿站。



55.忠实记录

我来到起居室的书桌前，想找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干一些平时做的事。

出于本能，我写了下面这篇专栏文章，发表在TheStreet.com上。

世界变天之日

作者：托德.哈里森

2001年9月11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8点33分。

麻木。震惊。愤怒。悲伤。

我和家人朋友坐在这里，等待一些可能永远不会打来的电话。我不由自主地敲打起电脑键盘，但不太清楚是为了什么。
也许这是为了释放紧锁在内心深处的巨大悲伤，也许是希望通过宣泄来停止脑海中的那些画面…停止身体的颤抖。

从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个小时，但那震动整个交易室的“轰隆”声依然回荡在我的耳边。

我眼前依然浮现着我们挤到窗口，既震惊又困惑地往外眺望的那一幕，看到人们从第一栋被袭击的世贸大厦上跳下来，一个接着一个。

我彷佛还能听到第二架飞机撞上去时，办公室里一片“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的叫声……那团火球向我们冲来的场景，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内心深处。

我经常在文章里写“一切都会过去的”，但今天过后，我将不再是以前的我。也是，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毕竟，成千上万人都没有机会让今天成为他们的记忆。

每次电话铃响，我听见一个害怕已经失去的朋友传来的声音，都会喜极而泣。

每次有人打电话来，说“ 想看看你是否平安”，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提醒，提醒自己有多幸运，还能在这里享受友情，记忆和往事。

我知道你们中有很多人看我的文章来赚钱，但今天晚上，为自己做一件事，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围绕在你的身边。

我认识的一些最富有的人，现在连拿两枚硬币彼此摩擦的机会都没有了，有些人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孩子、父母和朋友。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没有爽掉与在Cantor Fitz做事的好友一起喝酒的约会。

当时，我觉得很累，想赶紧回家睡觉，而不是和那个老朋友一起喝几杯苹果马提尼酒。

兄弟，我现在坐在电话机旁，等着你的电话。

下回喝酒，我请客。



56.重新开始

即使有过相似的惨痛经历，每个人对待悲哀的方式也会各不相同。有人选择彻底离开这一行，享受一种每天不由开市、闭市钟声来定位自己的生活；有人结婚，有人离婚，因为死亡的阴霾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有人沉迷于dupin和酒精，希望这种自疗方式能让痛苦变得麻木。

每个人都尽力去做自己能做的事，以及自己不得不做的事。

而我则麻木地继续工作，依靠本能撑过每个小时，每一天。CNN邀请我那个周末上电视做节目，我本来不想出现在公众面前，但仔细琢磨了这个事件的意义后，决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

保持镇定，别因为情绪波动而做出财务决定，保持耐心。股市重开后的下跌最终将形成一个更好的进入平台，而非撤退出口。
我到拍摄现场时，脑子里已有一套成形的想法。我以前上过几次电视，但觉得这次特别紧张，不是因为要面对全国观众，而是因为我的全身心都在尽力消化的一切。我不断告诉自己，9月11日只是人类历史中的又一天而已，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上节目前，我坐在后台跟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交谈，他的镇定和谦逊令人印象深刻。他看上去很和蔼，眼神温和，彷佛是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穿透出的一缕阳光。这很了不起，非常了不起。

一个制片人把我带到天台，他们在这里拍摄，将曼哈顿下城作为背景。世贸中心倒塌现场的烟雾仍未散去，人体烧焦的腐臭和钢筋熔化的气味还在不断刺激我的嗅觉。

他们在我西装翻领上装了一个小麦克风，并开始拍摄的倒计时。最后一秒钟时，他们告诉我必须临时插播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紧急声明。

“虽然紧急刹车，但至少是给国防部长让路。”我挤出一个笑容，对制片人说道，希望一些幽默能缓和周围显而易见的压力。没人应答，没人说话，没有任何眼神的接触。每个人都处于震惊当中，只是机械地做出动作，而没有真实的情感反应。

我走路回家，志愿者们纷纷涌向还在燃烧的世贸废墟。我的很多朋友主动献血，或用精神支持和言语鼓励为消防员们打气。我想去世贸中心看看，但一直没找到路，也许在潜意识中，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新的华尔街。

就这样，我把精力投入自己熟悉的东西：市场、我们的对冲基金，还有写作。

有人曾经说过：只有大风大浪过后，才能有微波荡漾。这句话很有道理，但当时的我无从明白：我将经历一个长期、惨痛和昂贵的教训，几乎让我倒在路边一蹶不振。



57.新的焦点

911事件发生后，股市关闭了整整一周，这给杰夫、马特、杰考伯和我一个商量下一步投资策略的机会。我们知道市场将经历一个重新估值的过程，因为历史上从没有过这种先例，既定的格局不再具有适用性。

“这件事发生前，市场已处于强烈的超卖水平，”我指着各种技术指标对几个合伙人说，“别人的疯狂卖出将给精明的买家带来机会。”

我对自己交易直觉充满信心，经历过股市的起起伏伏，我已经学会信任这种敏锐的本能。重新开市时，我们基金的亏损巨大，我知道损益表第一眼瞧上去会很难看。
屋漏偏逢连夜雨，办公室的电话受这次事件的影响信号中断，我们失去了执行交易策略的指挥部。杰夫在纽约北部的Rye Brook找到一个地方，离纽约有一小时的车程，堵车时可能要三小时。我们在那里重设了交易室。

现在，我们没有八台电脑屏幕，没有通往券商的直线电话，要用临时拼凑起来的设备应对整个市场。一切都谈不上太好，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毕竟我们还活着。

我们几个谈过重新开市后割肉清仓的可能性，即使这样做，我们当年的收益还有接近10%。

“百分之十不算差，”我们中有个人说，“投资者会理解的，毕竟发生了这种事情。我们得养精蓄锐，然后再去承担新的、不同的风险。”

最后，大家做出决定。“开始战斗！”我抓起来福枪，冲进散兵坑，随时准备射击。

伤花怒放

58.遭受损失

第二周，股市重新开始交易，很快就让我们基金来之不易的利润少掉了4%。我们连第一笔交易都没来得及执行，一眨眼的功夫，百分之四的利润没了。

市场打过来的重拳让我们应接不暇，被搞得伤痕累累。每一个刺拳都很痛，每一个勾拳都意味着七位数的损失。我们用尽一切力量反击，晚上回到角落休息时，身家性命全都留在了拳击场内。

我不想睡觉。一闭上眼睛就会做噩梦，让我猛然惊醒，回到自己不愿接受的现实。一种负疚感开始在我内心滋生开来。
别人失去了那么多东西，我还有什么可烦恼的？为什么白天我戴上勇敢的面具，对内面对员工，对外面对TheStreet.com的读者，晚上却会哭泣不止？要过多久我才能放下这一切，到时候内心的痛苦之火是否会把我整个人全部烧掉？

我写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股市经过初期的大跌后会迅速反弹。在Cramer Berkowitz对冲基金，我们也按同样的思路进行交易，小心选择股票，根据价格情况逐步建仓。

历史验证了我的观点，但反弹前的低迷时间却比我的预期长得多，市场下跌的深度也要大得多。我们基金的收益率回落到只有四五个百分点；我真想给自己狠狠捅上一刀，体验那种痛苦的感觉，因为觉得自己罪有应得。基金遭受的损失虽然巨大，但跟我内心承受的煎熬相比，就显得苍白多了。

有人曾经对我说过，能量不会凭空创造出来，也不会凭空消亡，只是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转化过程早已开始。



59.再次提笔

经历了911事件的极端混乱后，我们临时搬到Rye Brook办公。这个地方位于一个小型机场附近，每次有私人飞机起飞，引擎的声浪就会震动这个临时避难所，大家本能地弯腰低头，想要找地方躲起来。

这是一段焦虑而无助的日子。虽然股市大跳水，基金业绩直线下跌，但我们不甘心就此认输。

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写作，同时尽可能稳住公司基金的表现。杰夫从没对我这种双重职责说过什么─一方面，他知道吉姆想让我写专栏文章；另一方面，他本人的耐心品质应该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我不交易的时候，就写东西；不写东西的时候，就想着该交易点什么，或该写点什么东西。
我告诉读者会和他们共度难关，并把这个双重角色坚持了好几个星期，直到自己被工作压得喘不上气来。我每天只睡三到四个小时，有时甚至还不到。不过，那段时间我老做噩梦，所以睡得少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我对基金投资者担负着资金的受托责任，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于是我给TheStreet.com的总编戴夫.莫洛(Dave Morrow)打电话，说想跟他谈谈。我急需做出转变。

“这件事难以启齿，”我说，“可我再也不能每天写10到12篇专栏文章了，我答应你还会尽力而为，但每天最多只能写四五篇。”

“没问题，”他用带着些南方口音的腔调说，“我们理解，能做多少做多少吧，还是很感谢你。”

我挂上电话，觉得心里放下一块大石头，但又有些内疚。我知道读者会不高兴，于是晚上回家写了篇真诚恳切的文章，题目是“传递火炬”。

我为TheStreet.com写了几百篇文章，但这篇写得格外情真意切。我花好几个小时斟酌词句，反复推敲，让文中传达的讯息更加清晰和明确：读者朋友，我还在这里陪你们，但请给我一点时间，允许我把生活、公司和自己恢复到一个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状态。

这篇文章传递的讯息令人难以接受，但一字一句都伴随着真诚和信任。我把它发给编辑，并做好心理准备，明天一定会收到如潮水般涌来的电子邮件。然而，这篇文章根本没有发表。这还是第一次。

我给戴夫打电话，他告诉我读者无法再承受另一个损失。“他们已经失去了比尔.米汉(Bill Meehan)。”他说。比尔是我朋友，也是TheStreet.com的专栏作者，在世贸中心北楼上班，不幸死于911袭击事件。“他们不能再失去你。”



60.互不让步

吉姆在他的第一本书《华尔街瘾君子的自白》中写道，我这个人非常情绪化，但在要赚钱的时候又冷静得像块石头。此时也不例外。虽然有理由做出一些妥协，但我还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静和强硬。

我把全身心投入到TheStreet.com上，作为回报，我希望对文章有一些自主权，能就事论事地交流观点，没心情跟人玩兜圈子的游戏。我曾经对编辑们解释过：“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希望我 的文章能按原样发表，读者有权听到我的真实声音。”

这不仅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也是一件正确的事。经历股市的起起落落后，我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互信关系，十分看重自己的名誉簕tuidang}隼吹难月邸Ｕ庖荒臧肜矗?伊?细霾匏?家?孪确⑻?痈嫠叨琳撸?獾盟?窃诘缒郧敖辜钡氐却?

伤花怒放

61.绝地武士

我只写了一年半的时间，但写作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管自己情绪怎样，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毫无间断地每天在TheStreet.com上跟读者分享自己的想法。

有些日子写起来顺手一些，有些日子写起来困难一些，但我的文章始终保持着一种连贯性。我的每一步举动，对未来观点的每一次变化，都与整个世界分享。

我不再发表专栏文章后的数星期，我的照片依然挂在网站上“托德.哈里森交易日记”的标题上面。这让我感到不快，但自己有更紧急的事要处理，组合还在亏损，侵蚀着我们在好年景时攒下来的利润。
我想念写作的日子，但眼前的事情让我无暇顾及其他。邮局发现的白色粉末，再次发动恐怖袭击的威胁，每15分钟让我们办公室震动一次的飞机起降。世界彷佛笼罩在黑暗之中，荒诞不经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

我的邮箱里满是关心我的读者发来的电子邮件。我对自己有个不成文的要求，既然有人花时间给我写信，我就应该出于礼貌给他们回信。结果，这成了我与读者之间唯一的沟通方式，有那么一小撮人，每天能读到我写的东西。TheStreet.com给我下的封口令如此彻底，以至于自己都没机会跟读者说再见。

我的读者将他们与TheStreet.com的沟通邮件转发给我，网站编辑向他们保证，我只是在休假，很快就会回来。

我静下心来回味当时的谈话，渐渐理解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维护网站的最大利益，虽然我不会选择这种做法，但这与我无关，而且通常我也不想参与进去。

但有一点不可商榷─那些是我的读者，而我认为TheStreet.com的做法不合情理，也不符合职业操守，因此不想再和这个公司产生任何联系。

我的名誉不容他们侵犯，我的言论不容他们压制。



62.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打电话给戴夫.莫洛，发泄自己的不满，结果发现电话那头的态度有了变化。“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放松一下，”他对我说，“好好休息，等准备好了再回来。”

“我告诉你戴夫，我从不跟自己不信任的人共事。”我留下这句话就挂断电话，但心里总有些不安，毕竟读者才是这场争斗的受害者。
吉姆依然在公司基金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而基金继续在911的余波中挣扎。在此期间，我们俩从没当面沟通过。基金当时还在赚钱，但难熬的第四季度还是让我们付出了代价，无论是对基金来说，还是对基金的掌舵人来说。

我没跟合伙人讨论TheStreet.com的事。他们和我一样，都有更紧急的职责要履行。我想等局面自己平息下来，但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心里越来越感到不安。

每次我看到网页上跳出“托德.哈里森交易日记”的广告窗口，就会把头扭过去不看。

每次我收到读者来信，问我何时回来，我心中都充满愤怒。

其实，我已经说服自己把整件事放在脑后，直到有一次我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参加TheStreet.com的业绩报告会。

在交流公司业绩情况后，TheStreet.com的首席执行官汤姆.克拉克(Tom Clarke)接受听众的提问。马克.科蒂斯(Marc Cohodes)是一位知名的对冲基金经理，同时也是Marc Cohodes的大股东。他提出一个问题：“托德.哈里森是怎么回事？他还会回来写专栏吗？”

汤姆停顿了一下，没有马上回答，我在椅子上坐直，把话筒紧紧靠在自己的耳朵上。

“托德，和我们大家一样，最近经历了很多事情，情绪上有些波动，我们希望他不久后就能回来。”他说道。

在恐怖主义的狂风骤雨中，我依然坚持管理着四亿美元的组合。我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个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当着整个世界的面说，我的情绪不太稳定。



63.交易场所

我尽力把精力放在交易上，因为这本身就是一场艰苦的战争；组合收益在个位数上徘徊不前，公司弥漫的焦虑情绪显而易见。虽然努力了11个月，但我们依然看不到什么回报。我还有一笔丰厚的底薪可拿，但那应该只是作为底薪才对。
这就是华尔街人的致命缺陷，会给自己设一个高高的水位线。一旦赚过500万美元的年薪，任何低于这一金额的收入都感觉是失败。

回过头来，以一种过来人的心态来看，这种想法简直荒唐透顶，但当时我就沉浸在那种思维定式中不可自拔。

交易席位上中低层员工在经济上还没那么稳固，我对此感到难受，我对他们承诺，我会照顾他们的。

TheStreet.com的内部人员悄悄对我说，911事件发生后，网站的订阅用户数量急剧减少。对此，我感到内疚：不是高兴，不是释怀，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内疚。那些围绕在我身边的人─我的交易员、读者和家人们─都在我内心深处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我想念自己的专栏，但没对任何人承认这一点。我开始探寻其他一些渠道，以替代那个一度让我埋头写作乐此不疲的专栏。

我需要一个解决方案，一个新的开端，一个能舒缓巨大痛苦的东西。我想远离现实世界，逃离深入我灵魂深处那钻心蚀骨的痛苦。



64.进入9月份的前几个月，我跟一个名叫凯茜.加农(Casey Cannon)的女人成为朋友。她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而我和以往一样，对花时间写信过来的人总是尽可能地回复。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很有感觉，她说的话和问的问题都正对我的脾气。

她在娱乐圈取得不俗的成就，以前在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工业光魔公司(Industrial Light and Magic)工作，后来自立门户。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nternet Movie Database)的档案显示，她曾参与30多部电影的制作，和该行业的顶尖人才一起共事过。

凯茜跟吉姆一家都很熟，并为他制作了退休的纪录片。她作品的高品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劳动节的时候，我去毛伊岛看望父亲，凯茜建议我在洛杉矶停留一下，彼此见个面。当时她正在负责卡梅伦•克罗(Cameron Crowe)导演的电影“香草的天空”(Vanilla Sky)的开场部分，问我想不想客串出演个小角色。我从没演过电影，因此一口答应下来。

我的镜头只有一瞬间，但花了10小时才拍完。航班推后到第二天，给我们多出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时间。我突然有个灵感，还从来没人把金融和娱乐结合在一起；华尔街的人大多想出名，而好莱坞的很多人看中华尔街的钱，看起来真是天作之合。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希望通过“呼呼”(Hoofy)和“嘘嘘”(Boo)这两个卡通角色来传递金融信息。虽然华尔街的牛和熊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没人给它们起上卡通名字，画出卡通造型；而动画作为老少皆宜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广大的爱好者。

“既然沃特.迪斯尼(Walt Disney)能把两只小老鼠变成一种文化的象征，”我对凯茜说，“我们也能把华尔街的牛和熊演绎成卡通角色，用它们来传递金融观点，影响人们对市场的看法。”

在不交易的时候，我的精力从TheStreet.com转移到这个新平台上来─让牛和熊这两个代表金融市场起落的象征符号变成卡通人物，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远离真实世界的各种陷阱和痛苦。我想创造出这样一个世界来，而凯茜拥有的技能可以帮我实现梦想。

“你觉得花多少钱能搞定？”我在登机前问凯茜。

“最多三万美元。”她回答，价钱听上去挺合理。此时去毛伊岛看望父亲的我，不但拥有丰富的从业经验，而且已经稳稳地在华尔街站住脚跟，同时正把眼光投向好莱坞。

“我想让‘呼呼’和‘嘘嘘’在镜头前讨论金融市场的是非曲直，”临上飞机前，我对凯茜说，“这是一个思考的平台，一个征集各种观点的平台，一个社区…”

我停下来想了一下，找到了一个能隐约概括这些内涵、用于犹太教里一起祈祷人数的名字：“就管它叫Minyanville吧。”



65.又见面了

2000年，我发现父亲患有躁郁症，后来得知自己的合伙人吉姆.克莱默也患有同样的病症。2001年的四月，我失去了祖父鲁比。悲痛刚刚有所缓解，又看到两架飞机撞上曼哈顿的世贸中心。这是一段黑暗而自省的日子，在这种情况下，最能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
Minyanville就像一只在地球余烬上浴火重生的凤凰，把我带离自己不想面对的凡世尘嚣。我的肺部彷佛呼吸到了充满生命活力的空气；这是一个避难所，一个从痛苦之地通往光明和欢快世界的通道，没有恐怖袭击、没有恶意、没有办公室ZZ，也没有议程。

我依然把精力放在对冲基金上，尝试各种方法来重新把握住自己一度已经习以为常的交易感觉；然而，基金的表现忽上忽下，利润微薄，与上一年高歌奋进、大赚特赚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

11月末的一天，离闭市还有一小时，我的电话响了。是吉姆打来的，这是我从TheStreet.com辞职后他第一次跟我接触。当时，我的感觉可谓百味杂陈，既兴奋，又不安，还带着一点谨慎。我完全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但还是很高兴听到以前朋友的声音。

“嘿，伙计！”他充满热情地开场，“我想让你今晚上我的节目。”

吉姆作为电视人正在焕发第二春，和莱瑞.科德罗(Larry Kudlow) 共同主持“今日美国”(America Now)节目。

“我倒是想，”我跟他解释，“但最近状态不太好。”这是事实，现在的我可谓身心俱疲。然而，这个说法并不管用。

吉姆翻来覆去地想要说服我，我感觉这次是躲不过去了。“好吧，”我说，“我晚上七点到CNBC演播室，把节目录好。”这次访谈的题目是即将实施的2001年度经济刺激方案，以及我对一些股票的走势判断。

经过911的大洗盘后，股市大幅上扬，上演了一场绝地大反攻。在市场那“看不见的手”的稳步推动下，爱国主义很快演变为对股市的高度乐观。当时，市场一致看多，任何不一样的声音都会被视为不爱国，遭到人们的唾骂。

好几年后，公开讨论美国ZF“跌市保护组” (Plunge Protection Team)的是非利弊才不至于被冠以“阴谋论”的帽子。虽然我们在911恐怖袭击后最初制定的交易策略是对的，但基金的表现没能跟上股市大涨的步伐。

我们在市场暴跌时没能坚守住立场，接着又在市场大涨时踏空，气得牙直痒。机会总比损失更容易弥补，但已经失去的市场机会就像是给新鲜的伤口上抹了一把盐。

两位主持人在讨论税收刺激政策和市场心理，而我在旁边应和着，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当镜头转向我时，我尽可能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基金经理正在努力追赶市场的表现，”我在谈到股市大涨时说，“我看到市场的趋势，并尊重这种趋势，但不认为能够长久持续下去。资产泡沫的结果不会是V型反转。”

伤花怒放

66.次日早上

第二天清晨六点，我来到自己的交易席位，把电脑打开，发现吉姆发过来六封电子邮件，第一封是一大早就发来的。我按时间先后阅读这些邮件，第一封没什么特别的，吉姆说了几句诸如“伙计，谢谢来做节目”之类的话。
我一封封接着看，发现他的意识流开始发生变化，情绪越来越躁动，到第六封的时候，已经变得异常粗鲁。最后一封邮件让我看了好几遍。

“我让你上节目，你至少该给TheStreet.com写篇文章。既然你不想给我回复，那就算了!”

我不知道上他的节目是不是一个陷阱，但这让我左右为难。我并不在意吉姆的火气大小，但也不想跟他对着干，毕竟他在公司的基金里有投资，而且其他投资者也听他的。

我跟杰夫谈了谈，说打算写篇文章安抚一下吉姆的情绪。这算是合情合理，因为TheStreet.com对读者说我还会回来的。我说不清这其中的纠葛，也不想去弄清楚，只是想和吉姆和解，好让我踏踏实实地干自己的事。

我答应写一篇年底的总结性文章，回顾过去，审视现在，并展望一下未来。这是一篇有份量的文章，我想用以往树立起来的那种风格阐述自己的观点。虽然是抱着一锤子买卖的心态来写文章，但整个过程还是让我感受到自己有多么喜爱写作，有多么想念这个专栏。

文章发表后，总编戴夫.莫洛打来电话，说想跟我谈谈。“当然可以，”我说，“明天闭市后到我这里来吧。”

戴夫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让交易员帮我照看一下席位，然后带他去会议室。一到那里，他就说很后悔以往发生的种种事情，真心实意地向我道歉，并请我重回TheStreet.com。

我告诉他自己需要几天考虑一下。我知道他为什么来，也知道他并非在为我的利益考虑。不过，这个结果是我想要的，可能也是自己需要的。



67.绝妙主意

我花时间考虑戴夫的邀请，并要求再次会面，这次安排在一个餐厅。喝上一杯灰雁(Grey Goose)马提尼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向TheStreet.com的高管们和盘托出。

“我们何不联手推出一个专业产品，为对冲基金的投资者量身定做。我来提供内容，你们负责后台工作，赚的钱大家分。”

“好主意！”他们凑在一起商量了会儿，说，“我们内部碰个头，过几天跟你联系。”

过了几天，我们再次见面，他们给出了条件。“百分之三的总收入，”他们说，“给你3%的总收入。”很难说我的期望值到底是多少，但这个报价显然引不起我的兴趣。

“恐怕不行，”我不假思索地说，“这可干不了。”他们问我想要多少才愿意干，我说得考虑一下。我回到办公室，那里有200个交易头寸等着处理，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上。

虽然他们的开价之低出乎我的意料，但我知道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游戏。在那个星期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些难答的问题，回顾以往的得失利弊，权衡是否要再次动笔。在需要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也愿意做出一些让步。

第二天早上，我给戴夫打去电话，告诉他钱不是问题所在，自己愿意继续合作，但不想在新网站上为专业投资者写文章，而愿意写以前那个专栏。

我想为那些给我病榻上的祖父写信的人写文章，我想为自己写文章，把内心狂风骤雨的情绪发泄出去。

“我们没法答应，”他突然说，“既然已经打算推出一个针对对冲基金的专业产品，我们就不能把最好的专栏作者放在旧网站上。”

我已经有应对各种可能性的心理准备，但这种说法还是让我十分震惊。“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我说，并挂断了电话，心里非常郁闷，自己怎么老是被人算计。

那是个好主意，他们知道这一点。不管有没有我，他们都要推出新网站。




68.全力前进

2001年结束了，而我和TheStreet.com的合作也寿终正寝。他们又找过我几次，提出一些诱人的条件─比如六位数的薪水，以及六位数的股票期权─但这些都不管用。我告诉他们，自己从不跟不信任的人沾边。有一点我很清楚，如果再跟他们合作，那只能怪我自作自受了。
年终的时候，我们的基金只有一点点盈利；但我心里终于放下了一块大石头，毕竟又有新的一年可以施展手脚。这就是华尔街的运作方式─每年的12月31日业绩归零，每个人都要从头开始新的一年。

911事件后，我的情绪一直低落，一方面要跟市场拼杀，另一方面又发现媒体业的真实嘴脸。此外，我还在跟抑郁症这个魔鬼抗争；当然，好几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在经历过那些场面后─跳楼的人、飞机撞击以及冲过来的火球─我在潜意识里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2002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张开双臂迎接它的到来，并有信心驾驭市场的起伏并有所斩获。我知道TheStreet.com请基金经理道格.卡斯(Doug Kass)来做我原来在新产品中的工作。道格是我的朋友，在接受这份工作前，跟我谈了这件事。

摆在我眼前的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基金上，因为我的两年合约已经进入第二年；另一个关注的方面是Minyanville，因为它承载着我的希望和梦想。与其说这是一个商业实践，不如说是我的使命；既是一个完全自我的目标，也是心灵的栖息之地。

在周末和平时的晚上，我们不停地搭建三维建模，让“呼呼”和“嘘嘘”这两个卡通角色活起来。我对凯茜说过，计划投入30,000美元做这个项目，但预算很快就显得过于保守。我的目标不是推出TheStreet.com这样的网站，而是一个更有魄力的计划，甚至更加宏大。

我希望建立一个把华尔街市场(Wall Street)和平民百姓(Main Street)对接起来的社区，一个世界一流的平台，既有教育和娱乐功能，又让人愿意投入其中。我想改变世界，什么也无法阻止我，吉姆.克莱默不行，TheStreet.com不行，金钱当然也不行。

我手头不缺钱，因此不惜工本地打造Minyanville。我们请到了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特效奖的动画大师约翰.贝尔(John Bell)来设计“呼呼”和“嘘嘘”的人物造型。凯茜在加州Santa Monica的家中办公，建设Minyanville网站。




70.分配时间

基金的利润乏善可陈，一半是因为市场新的走势捉摸不透，另一半是因为我们的心理状态还没有调整好。我每天凌晨五点醒来，与杰夫、马特以及我们受到冲击但还算稳定的团队共同管理基金，晚上回家后就琢磨Minyanville这个新发现的兴趣所在。
晚餐可以随便对付，周末的朋友聚会可以延期。我每天工作20个小时，把自己关在家里，拔掉电话线，拉上窗帘。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患有“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和抑郁症，而是下意识地埋头于Minyanville的建设当中，那是一个脱离现实、由卡通人物唱主角的平行空间。

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怪异，但它拯救了我的生活。

Cramer Berkowitz公司在试图稳步前进，但内部的气氛有些紧张。我不清楚杰夫和吉姆在私下谈什么，但觉得他们的态度都有些微妙。吉姆知道我在创建Minyanville网站，非常不高兴。

克莱默需要一个敌人来给他动力，如果没有敌人，他就会自己造一个出来。

我并不害怕，这似乎让他有些困惑；但我清楚，他对公司基金的投资者是有影响力的。我们的员工情绪低落，毕竟他们经历了根本不该经历的恐怖事件。Cramer Berkowitz那种特有的无拘无束的轻松氛围基本消失了，因为我们不再能够战胜市场。

基金的平庸表现并非因为吉姆的离开。事实上，我认为公司不受吉姆大起大落的情绪影响后，运作更为有效。很简单，整个世界变了，而我们仍处于情绪的困惑之中，分不清盟友和敌人，地缘ZZ的影响也让我们无所适从。

纯真年代一去不复返，我们的国家正在准备战争。

内心深处，我也在准备打一场自己的战争。




71.火箭升空

2002年10月，我们推出了Minyanville.com，作为一个“金融信息娱乐及教育”平台。

就在Minyanville.com登台亮相那天，TheStreet.com选择同一天免费开放其网站。我知道他们在盯着，但低估了他们对抗的决心。

之前，我跟TheStreet.com联系过，提出愿意免费提供我网站上的内容，只要注明资料来自Minyanville就行。

他们的答复基本上是：去你的吧─现在你是敌人。他们冷酷无情，但并不愚蠢；他们最不愿做的，就是把读者引到我的网站上去。

我搜索TheStreet.com网站上的内容，发现我的绝大多数文章都从资料库里删除了。无数对市场泡沫膨胀和破灭的记述，对我祖父留下智慧的思索，对比尔.米汉(Bill Meehan)寄托的哀思，以及孜孜不倦告诉投资者该如何在新时代找到准确定位的文字－－全都不见了。

在我工作的Cramer Berkowitz对冲基金，创始人吉姆.克莱默从基金中撤出了一部分资金。我能看得出来，他对基金的另一个创始人，也是我现在的合伙人和好朋友，杰夫.伯克维兹寄予厚望。杰夫的处境很难，压力可想而知。想象一下，一个你真正喜欢的同事把自己的成功寄托在你身上，这只会给你带来莫大的压力。

12月中旬到了，经过又一年的拼搏，我们还是有点力不从心。2002年的基金业绩与一年前的情况一样，取得了正收益，但低于我们本应能够达到的水平。

我们过得都不开心，在任何环境下，这都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局面，尤其是在为突出业绩而激烈竞争的金融圈，绝对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障碍。如果你和坐在旁边交易席位上的同事无法以同一个波段进行沟通，那么在向业绩这个靶子射击时，不可能打得很准。

杰夫和我在交易时心有灵犀，在交易之外也有类似的感觉。他同样承受着又一年收成不好所带来的压力，同样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他的天平一边是吉姆，一边是基金的投资者，此外还有一帮指望我们俩给饭吃的员工。

他，和我一样，都恨不得把心掏给别人看。在一英里外，我就能看到那颗善良的心在跳动。




72.退出策略

那次谈话的开始和以往任何一次一样，我问他能不能离开交易席位谈一下。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关上门，两人都沉默起来，仿佛是在权衡接下来的谈话要用多大的音量。我不知道如果自己不先开口，谈话会如何进行下去，但觉得结果应该都差不多。这是我们之间最开诚布公、最交心的一次谈话。
“看来不行。”我开口说，彼此看着对方的眼睛。“我同意。”他回答，比我想象的要快。作为合伙人，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但作为朋友，我们都很伤心，事情不得不走到这一步。他知道我正在策划Minyanville，而且投入很深；而我清楚，让他面对这种局面很不公平。

当你的合伙人是公司老板，而且投资业绩骄人时，一边交易一边写作是个好主意。但当你被视为竞争对手，而且公司业绩低迷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20分钟后，我提出了自己的辞呈。20分钟。经过十五年的友谊，度过三年流血流汗、欢喜悲伤的日子后，我们不得不分道扬镳。

12月的中旬－－距离我们在Gramercy Tavern餐厅喝酒已经快有三年了－－我突然发现自己无处可去。当你早就在一个金融网站上投入100万美元时，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第一次感觉到，现实世界是如此现实。我有三个星期重新安置的时间，其中两周已经预订了休假。辞职那天晚上，我跟手下的交易员一起吃晚饭，酒过三巡后，我拍胸脯说，我走了他们的日子还会过得很好。他们曾是我的家人，但几个星期后，我又得寻找新家了。

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新家在什么地方。



73.换了人间

没过多久，我辞职的事就传开了。华尔街是个很小的地方，消息传得很快。我们的交易券商－－从高盛到摩根士丹利，从贝尔斯登到雷曼兄弟－－都靠Cramer Berkowitz对冲基金的交易佣金赚得盆满钵满。在我任交易主管的时候，每年要付给他们7000万到9000万美元的佣金。

他们很不乐意见到与其关系融洽的看门人把钥匙交还给城堡，尤其是当这个城堡的业务进展顺利之时。我向他们保证，接班人会很不错；但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心里却没那么有把握。

Minyanville推出后，我是唯一一个在上面写文章的人，鲁比派克基金会也比我预期的更烧钱。我需要一个家园，让我能跟上市场脉动，并增加一些收入。当了12年的交易员后，我认识一些关注我去哪里工作的朋友。我接触了几份工作邀请，但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

有个以前的同事打电话来，让我在做任何决定之前先跟他见个面。他和一个受人尊敬的基金经理共事，那个基金公司位于纽约的公园大道(Park Avenue)。作为其业务模式的组成部分，他们经营一个“对冲基金酒店”，为对冲基金提供办公空间、交易系统和人力资源支持，用来交换他们的交易订单和佣金。

我走进他们的办公楼，富丽堂皇的大厅让我印象深刻，一些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在其间办公。我参观了一下，和公司高管坐下来聊天，听取可能的合作方式。“你应该考虑设立自己的基金，”他们说，“这里的设施一应俱全，我们可以帮你处理各种事务和文书工作。”

我没有深入考虑过这个可能性，但自己需要一个家，他们看上去很友善，而且设施不错。

他们信任我，这是我不会忽略的东西。Minyanville每个月要花5万美元，而我还有其他的各种支出。此外，在911后，设立一个非盈利基金会所要付出的努力和投入的成本非常巨大。

我需要有些收入进帐，想找到一份能让我的交易专长与写作欲望和平共处的工作。我在摩根士丹利培养了技能，在Galleon得到进一步磨练，在Cramer Berkowitz一展身手，建立起华尔街最好的交易席位之一。在倾听对冲基金可能的架构时，我开始在心里盘算起得失来。

一个正常的对冲基金收取委托资产1%的管理费，以及利润的20%作为业绩提成。但他们提出一个不同的设想，不收管理费，但业绩提成提高到50%。这是为华尔街最出色的交易员特别设计的架构，一种前轻后重的薪酬方式，一切靠业绩说话。

他们愿意向我提供种子基金，而我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把大部分的积蓄也投入进来，其他一些人也纷纷拿钱加入。很快，我就把私人物品和一些体育赛事纪念品搬到了位于公园大道的新家。




74.我觉得……自由自在。

一个大型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所承受的压力我不会去怀念。风险巨大，彻夜难眠，围绕头寸进行搏杀，赚钱亏钱，每晚依据利润的完成与否来决定自我价值，这种生活我再也不想过了。

交易员是年轻人的游戏，这话很有道理。虽然我只有34岁，但心理年龄已经大大超出实际年龄。我记得当时自己在想，这是一个“转变生活方式的决定”，新的人生道路应该让我活得更简单，更轻松。
在资金管理相关手续办理过程中，我通过交易自己的私人账户来保持市场状态。在只有一个助手帮忙的情况下，我慢慢积累起可观的收益。脱离一个团队来进行交易的感觉很陌生，但最初的业绩表明，这并未影响我的成功发挥。

私人账户的资金量不大，但我每次下注都很谨慎，我的信心慢慢开始增长，也许我确实很厉害，我基金的条款都得到了保证。

Minyanville转型为一个付费网站─每个月收10美元，以抵消部分运营成本─但网站仍处于亏损状态。我每周都会收到一大堆账单，在支票上签字的速度太快了，我得找个赚钱的活儿来养活这只嗷嗷待哺的小野兽，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2003年3月，我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当时正值全世界气氛紧张之际，美国和联合国在围绕着战争边缘起舞。我确信，美国入侵伊拉克将埋下全球不安定的种子，厄运不可避免，一场混乱的闹剧才刚刚开始上演。

我通过CNN电视台观看美国战斗机在伊拉克的大规模轰炸，心里想：“这就是罗马帝国的结束，美国将重蹈历史的覆辙。”




75.对赌市场

基金开张差不多和美军入侵伊拉克是同一天。股市大涨，我却趁机建立空头头寸。这是一个让基金一炮打响的好机会，我为自己开始新的人生篇章而感到兴奋不已。

我的投资理念包含四个主要维度─基本面、技术分析、市场结构和市场心理─这些是我分析股票的基础所在。虽然这四个维度的权重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但以此进行整体考量是衡量风险/收益情况的最有效方式。

市场以惊人的速度攀升，人们很快就把对战争的担 甩在脑后，强大的市场动能正在积聚起来。政策制定者推出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就像给市场点了一把火，结构性的变化推动资产价格不断上升。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帮忙把网络泡沫吹大，以此应对当时正在蔓延的亚洲金融危机；现在，他还想故计重施。房地产泡沫开始显现，信贷泡沫也进入酝酿阶段。

政策制定者在争取时间，让经济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复苏，而对刺激政策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并不关心。美国股市是全世界最大的温度计，而华盛顿也明白这个事实。他们需要股市走高，不管采取什么必要手段。

回过头来看，一切都很清楚；但在当时，我的眼光没那么锐利。

现在我能明白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一起上的威力，以及一个下定决心的美联储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但当时的我失去了自律能力，陷入情绪的漩涡不可自拔，犯下交易员最不该犯的错误，觉得自己不会失败，过于自我，最终饱尝了徒劳和失败的苦果。

我在Minyanville网站上发表文章，阐述刺激政策的风险，也按此观点投资自己的对冲基金。按照时间和股价调整我的空头头寸。我认为人为的信贷扩张不可持久，很快就会偃旗息鼓，结果让基金的买卖时点和风险头寸都在和市场唱对台戏。

过早行动和错误行动的唯一区别就在于，你能否收回自己的赌注。我不想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这些错误让我饱尝痛苦，名誉扫地，备受煎熬。成立对冲基金的本意是弥补一下自己做其他事情所投入的成本，结果我却疯狂地往相反的方向奔跑。

我一个人干四份工作─管理基金、运营Minyanville、写文章和建立鲁比派克基金会。虽然我有些积蓄，但绝大部分都和其它筹码一起投入到基金当中，蒸发的速度很快。

基金的风险空前巨大，我四处寻找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却不得不怀疑，罪魁祸首其实就是我。




76.真正的财富

我深陷亏损泥潭，相关业绩让我发狂，日常开支应接不暇，白天痛苦不堪，晚上彻夜难眠。

我顶风前行。工作时间更长，交易频率更快，写的东西更多─这些是我唯一觉得可以做的事情。

我为能够多往前爬一米而奋斗，哪怕最后只能爬上一寸，也算有所收获。

这一年，我把所有跟投资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都往后推，每天日以继夜地工作，社交生活一片空白，但还是因为少有建树而紧张急躁、怒气冲冲。

以往让我感觉生活快乐的那些奢侈享受，现在都成为自己玩物丧志的证明。我一直感觉自己为人谦逊，即使身处视谦逊为软弱的投资行业依然不改本色，但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根本就是一无是处。我内心的火焰─那点燃我所有希望和梦想的火焰─已经被现实打湿熄灭，让我陷入更深的抑郁当中。
在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 中饰演洛乌•曼海姆(Lou Mannheim)这个虚构人物的哈尔•霍尔布鲁克(Hal Holbrook)说过：“人看向深渊，而那里却无人回望。就在那一刻，人发现了自己的本性。正是这让他远离深渊。”

我的职业生涯经历过很多浮沉，有时单单一个交易日就有两三千万美元的盈亏，但到2003年，当自己的积蓄和信心都烟消云散之时，我才真正 会到了浮沉的含义。

我不想说金钱不重要，因为这话不对；但我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如果想从银行帐户中寻找快乐，那你就会错失更好的机会。

当我似乎拥有一切时，其实并未找到自己在寻找的东西；而当我似乎失去一切时，才明白真正的财富是什么。

不再有私人飞机接送和演出的前排票，那些在我帮助下获得成功的人，没一个给我回电话。早年的同事戴维•斯莱恩(David Slaine)曾对我说过，别对这些人抱有希望，但我根本没料到，这种态度的转变会如此集中、如此突然。我在华尔街的朋友，那些从我毫不藏私的投资观点中赚钱的人，在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不会天真地认为，别人对我的态度应该跟以前一样，但自己确实把一颗真诚的心放错了地方。我能够信任的朋友圈子越来越小，起初还是慢慢变小，后来却放量萎缩；不过，我还是在心里原谅了那些中山狼。

在社交生活上，类似的情况也在开始发生。以前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寻找免费喝酒和乘豪华车的机会，现在却一下子清静下来。这是一个让我十分痛苦的觉醒时期。

就象他们说的，我的世界中更重要更好的东西是，我意识到当自己无法达到更高更好的目标时，就会被它无情地抛弃。在经历整整一个轮回后，我才最终明白这个道理；但我确信，自己已经变得更好了。

生命

伤版辛苦了！{:4_94:}

古浪

出小说了啊

伤花怒放

回复 20# 古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