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长期在外汇市场上投资成功的人几乎没有：索罗斯没赚钱

漂萍

巴菲特没赚钱

鲁宾没赚钱

老虎基金亏了钱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也亏了钱！...

华尔街点金人

江平

如是说....

说明外汇难做

因为那是一个做市商呼风唤雨的市场，

同样也是国家机器角逐、竞争的腥风血雨的舞台...

看到好多书上都这样说.主要是政策性风险太大

问问你自己：

你可以超过巴菲特、索罗斯等等人物吗？

cfy10

挺长的{:soso_e100:}

流年

{:soso_e100:}

漂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俺只管搬石头 回来   估计有的都是没啥用滴

反正都是有缘的人看

漂萍

Q: 你每日的日程如何安排的？
A: 每天早晨4：00起床，从美国打亚洲电话，或从亚洲打美国电话，观察全球市场动态，然后锻炼身体。6：00到公司，中午回家休息一下再工作，晚饭后，从7：00到9：00继续在另一个时区工作。每天若能睡足四个半小时就能精力充沛。你周末或节假日做什么？ 送我一双儿女去中文学校，与夫人及全家围坐一桌享受一顿轻松的晚餐。基本上周末一天陪家人，一天工作。

Q: 你最爱的运动或者娱乐有哪些？
A: 太极拳，跑步，篮球，足球，围棋。我曾两度代表安徽省参加全国大学生围棋比赛，现在我常常一边打电话，一边打太极拳。

Q: 你一边打电话，一边打太极拳？
A: 我特别注重身体健康，所以请了一位高手教我太极拳。太极拳看似动作很慢很轻，但对我身体特别有用。我一般在打拳时和人聊事情，有时一边慢跑一边聊。我每天坚持锻炼三至四个小时。打太极拳让我体会到“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道理，这些道理对我做人、做交易很有帮助。锋芒毕露和一些坏脾气在打太极拳后慢慢改掉了，同时我还慢慢体会到顺其自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更高境界。

Q: 你最好的朋友是投资圈内的吗？
A: 以前都是圈子外的，现在逐渐圈子内的朋友也很多。

Q: 你喜欢看哪些投资书籍？
A: 华尔街出的任何东西我几乎都不看，我喜欢看历史，看社会，观察生活。

Q: 你想过退休吗？
A: 我太喜欢投资这行了，我不会退休。除去家庭和工作外，我开始关心公益事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国家对我投入甚大，老师对我期望甚高，但我至今尚未能为国效力，我希望以后能为祖国的金融事业直接作贡献，也希望为祖国的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作贡献。

漂萍

长期在货币上投资成功的人几乎没有，索罗斯没赚钱，巴菲特没赚钱，鲁宾没赚钱，老虎基金亏了钱，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放空日元也亏了。

大家都知道外汇交易非常难做，做墨西哥货币更难。我在墨西哥没有任何朋友，也不认识任何权贵，也不会说他们的语言，更没去过那里。在雷曼虽有很多人支持我，但也遇到不少人事挫折。我在雷曼待了十年，2005年我离开雷曼时，当年的同事、主管已所剩无几。

我举自己的例子就是说明做货币非常难，能在宏观上做得好的人才非常难找。

Q: 你怎么看那些交易时站在你对面的对手？
A: 我在雷曼兄弟国际做外汇交易的时候，花旗、JP摩根、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等都是对手，他们资本雄厚，客户多，与我很不一样。

成功的要素

Q: 有科学家研究过很多天才成功的案例，他们举了巴菲特和泰格•伍兹的例子，认为所有的钢琴家、小提琴家、体育运动员都经过每天大量的有意识的训练，才能造就伟大。而就一个伟大的交易员或者基金经理来说，训练也是最重要的，是何种训练造就了你的成功呢？

A: 每个中上资质的人经过训练，都能够很好地从事某一行。比如跑马拉松，大部分人都可以去训练，通过科学训练取得不错的成绩。但并不是每个接受训练的人都能破马拉松的世界纪录的，能破纪录的人都有一定的先天因素。

做交易需要天生的因素，也需要大量的训练。我是经过了大量的训练的，比如我讲过的改作业。日常交易时，我每天晚上都反复思考白天的交易，反复看模型，看图，这好像杰出的军事专家打仗喜欢看地图，反复看，看烂了还在看。很多打仗的人都是反复研究地图的，这也是训练。

Q: 你认为一名成功投资人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
A: 严谨、刻苦、认真、做事踏实。

Q: 你觉得自己幸运么？
A: 感到幸运的是自己冲破了重重障碍。

Q: 你觉得自己性格中哪些部分最适合做投资，哪些部分最不适合？
A: 极为冷静，对自己超强地自信，同时又能非常客观地看问题，不停地认识自己，认识了再认识，自我反省。

Q: 对你影响最大的是谁？
A: 我的父母。

漂萍

Q: 如何评价当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殒落？
A: 还以打仗来说吧，打仗最重要的就是“知彼知己”，要认识到自己的强势和弱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中的很多人都很聪明，但他们也患有盲目自信的毛病，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之所以在所罗门公司成功是因为所罗门还有些特殊的东西，这些人很少在第一线做，虽然他们能准确判断价值，但是他们不了解流动性。

所罗门的几个合伙人是数学博士，他们利用庞大的数学模型进行对冲。模型做得比别人好是他们最强的地方，也是最致命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太依靠模型，远离了基本判断。

我们不一样，在做好模型的同时还对流动性进行判断，抛开任何数学模型进行短兵相接也是我们最基本的训练。

做交易需要有极强的自信心，要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强的，能够打败一切对手。我在做墨西哥货币衍生物交易的时候，面对所有对手的群攻，在阿根廷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几乎所有人都站在我的对立面，现在有些时候依然如此。他们站在我的对立面，发动所有的宣传机器，说江平亏了很多钱，眼看就要被解雇了。这时我必须要有自信，不然真的会垮掉。与此同时，我也清楚很多人拥有比自己更多的资源、更雄厚的资本，要生存是很难的，必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我经常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错在哪里，我很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对于自己有信心做的事情，敢于以一当百；对于没有信心做的事情，立即撤退。这也是我们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区别所在。

Q: 你是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尽管模型做得很好，宏观上也很好，但缺乏实战经验？
A: 他们善于处理数据，擅长微观的定量分析，但他们宏观的判断不准，也不懂微观交易。他们只用数学模型来交易，之前也没有经受过挫折。出现亏损，他们不是先撤退，然后检查自己败在哪里，反而是加大仓位，和别人直面交锋，小胜利带来了大谬误。我不会这样做，我避免和别人直面相对，边退边打，找出敌人破绽后再反击或围歼。

Q: 你如何评价索罗斯?
A: 他是非常成功的投资者，也是令人敬佩的慈善家。

他最成功的投资其实是股票，在选股上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帮助他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大牛市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但外界对他有很多误解，认为他在宏观和货币上赚得很多。仔细分析，1992年之前他就已经有数十亿美元资产，他财富中的大部分并不是1992年利用英镑危机赚得的。在外汇交易上，他前期有大赚的时候，但后来又大亏，因而所剩无几。

漂萍

我在雷曼兄弟国际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出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公司，我开始的两三个月一直在观察墨西哥货币，还帮助一位高级交易员做些研究。 有一次客户来问3个月日元的衍生物价格，该衍生物很复杂。我既不是做日元的，也不是做日元衍生物的，只观察过日元的走势，况且我也没有资格接触公司的衍生物模型。公司交易员和分析师从系统调出模型帮他运算，由于客户问的不是普通的衍生物，所以他们工作的第一步是去打听纽约市场的普通衍生物的价格，代入后运算。

在他们还在打听普通衍生物价格的时候，我就说结果大概在 1.45左右。

二十多分钟后，他们的结果出来了，答案是1.38和1.48。为什么有两个结果呢？如果客户从公司买货就是1.48，如果客户卖货给公司就是1.38。 这个场景正好被那位高级交易员看到，他当即拍板要我。

Q: 这个故事很精彩。衍生物的相对价值从何体现？你在衍生物方面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些交易上？
A: 衍生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价值衡量，价值就在于比较哪一种衍生物偏高，哪一种偏低。虽然知道衍生物理论的人不计其数，但是能把理论应用到千变万化的市场上并获利的人很少。

我知道衍生物应有的价位，不过有时它会偏离这个价位，偏离的原因有很多，有时是一些短期交易使得价位偏高或者偏低，或是对手想把你拉进某一个圈子，让你上当，也有可能是对手犯错误。这需要交易员首先对价值了然于胸并时刻扣紧扳机，发现目标后立即扣动扳机。

进行墨西哥比索衍生物交易，我为什么能在一年之内把几乎所有对手都打垮？当时在这一市场上，花旗比我们大10倍以上，JP摩根也比我们大得多，摩根士丹利、高盛等等都比我们大。雷曼兄弟在拉美没有强大的势力，不仅没有研究机构，当时甚至连固定的办公室都没有。但我对价值的理解比他们深刻得多，对理论的理解比他们透彻，对衍生物的交易比他们更熟练。我的手就扣在扳机上，一旦他们出错误，我就扣动扳机。

大行们设圈套套我，使我在短线交易上亏了些钱，但我总能全身而退，退得很快。而他们一有漏洞，我则在局部集中力量，击中其要害。在1997年那次金融危机中，对手中有三分之二没有生存下来。1998年又来了一次金融危机，95%没有生存下来。在那两年，做新兴国家衍生物交易的机构遭受到沉重的打击，经过接下来的俄罗斯卢布危机、巴西里拉危机、阿根廷比索危机等等一轮又一轮危机的无情摧残后，几乎没有人再能生存下来。

我看出新兴国家货币经历过这么多风暴后必将复苏还是和价值有关。当2001年阿根廷风暴袭来的时候，我认为这是最后的风暴，虽然美元当时还在上行，但我认为它已是强弩之末，很多国家的货币虽然经受了一轮又一轮的摧残，但复苏的势头不可遏制。所以我看好阿根廷的复苏，看好墨西哥的复苏，看好俄国的复苏，看好人民币的升值。在这次反转中，我就站在第一线，所以比那些在大后方的总指挥知道得要早得多。

美元的转机，我比鲁宾和格林斯潘们知道得要早。格林斯潘和鲁宾看到美元弱势而看好欧元是在2004年；索罗斯和巴菲特是在2003年。所以，尽管我不是最早预测到美元贬值（美元贬值在1995年已有人预测），但我是全球少数几个现实中看到美元由强转弱的那个转折点并直接参与和促成这一转变的人。

当所有人站在对立面时

漂萍

衍生物交易的修炼与优势

Q: 你如何看待交易员的职业生涯？
A: 华尔街的绝大多数交易员交易生涯都很短，其中大部分被淘汰了，剩下来的那部分里也有很多人跳槽。跳槽有的是因为压力太大，有的是对报酬不满意。其实当时我拿的奖金比例也是很低的，但我一直没有跳槽，武术高手需要十年磨一剑，因而我就待在雷曼兄弟国际苦心钻研交易。

我也有亏钱的日子，但这种亏钱的经历很重要，我一直对员工说，没有亏过500万的人很难赚到3,000万，没有亏过3,000万的人很难赚到8,000万甚至上亿，我最高曾一个月亏损超过1亿美元。善败才能善胜，败仗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学问。

其实，交易如同打仗，极少有人能未出茅庐而知三分天下，一举封将拜相。更多的是先当一个小兵，立功以后当排长，指挥一个排，然后才能指挥一个连指挥一个营，同时学习军事理论，最后指挥三军。依次晋阶的过程应是顺其自然的，但途中历经多少坎坷，只有身在其中才能细加体会。

在遭遇挫折时，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要会败，善败，败而不溃。失地但不失人的心态很重要。

华尔街会让新交易员检讨自己的失败，但没有人知道怎么才算善败。华尔街有很多优秀的交易员经历过，知道其中的道理，但是不说出来。我在不断总结和反省中终于明白：事先不要想自己在交易中能赚多少钱，而是要想发生亏损怎么办，仔细考虑自己愿意亏多少，愿意把多少资本投进去，把几个解决方案先想好。只有这样才不会溃，不会乱，才能有信心和能力补充兵员继续战斗，为最后的胜利创造条件。

Q: 你的交易理念是什么？你是不是一个价值投资者？
A: 不能一概而论。衡量价值是我投资的一个重要主题，我每天都要进行多种多样的比较，通过国家与国家间货币的比较、股市的比较、国债的比较以及期货的比较来发现其中的价值。有时我也进行原油和汽油、原油和天然气的比较，也进行原油和欧元之间的比较。

价值是投资最重要的一条线，但还有其他东西不亚于价值的衡量，比如衍生物，它的相对价值也非常重要。在衍生物领域，我相信全世界没有几个人在这方面比我更有优势，我在衍生物上的修炼是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达到的。

我接触过职业乒乓球运动员，他们很小就用球拍拍球，一拍就是两个小时，经历了长期大量的机械训练，注入生命和感情，最后成为高手。体操运动员也一样，从小压腿，一压就是几个小时。钢琴家每天也要枯燥地弹上几个小时的基本功，等把生命和感情注入进去才能成为高手。设计程序完美的机器来弹钢琴，绝不可能弹出钢琴大师的乐曲。

我在衍生物理论方面也进行了类似的大量训练，一开始，我的理论学得非常深，这并不算独特，因为很多人学理论学得比我还要深。

我的独特经历是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家里有了小孩，家用不够，只好离开书本出去打工。我帮教授辅导MBA学生、指导MBA课程、出主意、出考卷、改考卷，拿15美元/小时的薪水。从中受益良多，对衍生物也能胸有成竹。

斯坦福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每次我出一个衍生物试题，都要求学生联系市场实际情况，用衍生物理论来分析问题。每次学生的答案都是五花八门，有的选用IBM的股票、墨西哥货币、钢铁厂等等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我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批改完所有的试卷，压力非常大，它逼着我去研究衍生物，以便快速批改学生的试卷。经过大量的演算和看图，最终，我练到只看图形就能估计出价格是多少，而这个价格跟实际运算结果相差无几。尽管当时有能把公式倒背如流的人，尽管有能推导模型的研究专家，但是没有几个能达到我的水平。理论在我身上已经成为一种生物直觉。

对着试卷上满页纸的运算，我一眼就能看出结果是不是错了，如果错了，错在哪里……

这种为生活所迫练就的本领是现在的学生所无法体验的，现在大家喜欢读MBA、读博士，但有几个人愿意去辅导学生、给学生改考卷而只拿15美元／小时的报酬？学生毕业后大多希望去华尔街赚钱，或是从事高深的理论研究，有几个还愿意踏踏实实在那里改作业？

漂萍

Q: 你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持续多久？
A: 人民币升值是目前全世界的共识，我认为人民币目前还是被严重低估的，对中國和全世界最有利的而且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人民币调整到真正的价值——1∶4或者1∶3甚至是1∶2。

“9•11”之前，我就判断美元对人民币会出现贬值，2025年美元对人民币将贬到极致，达到1∶1。当然，现在来看这种情形不可能出现，原因和中國的宏观决策有关。不过美元还会贬值，甚至有可能崩溃。一旦美元崩溃，兑人民币就不是1:1了，就如以前的卢布，兑换别的货币，后面要加好几个零。那时美国会出现疯狂印钞票、高通货膨胀等情况。

在正常的状况下，中美双方都会选择负责的策略。目前中國的策略是提高老百姓的工资收入。

为什么人民币要升值？做同样的事情，理应拿同样的钱，比如在中國和美国写软件，应该拿同样的钱，但是现在拿不到。要实现相同的收入，国家采取的策略有提高工资和人民币升值两种，现在中國高层次行业的工资增长非常快，这说明中國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过快，对中國国内很多行业是不利的，对美国也未必有利，对全球经济也会有负面影响。慢慢升值、有控制地升值对中國、对美国、对全球经济都是有益的。

现在中國领导人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致力于通过提高居民购买力、鼓励消费、提高公民福利、保护环境、建设和谐社会来应对将来的局面。中國有很多非常好的经济学家和专家为决策者提供非常好的建议。

Q: 中國会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A: 不会出现我当时预测的美元兑人民币1∶1的情况。

Q: 有没有像日元那样先冲上去再猛然跌下来的可能？
A: 由于中國ZF控制得很好，所以会慢慢升，基本上不会出现猛然升到1∶5然后迅速回落到1∶7这样的突然情形。

人民币升值的第一步可能是达到跟港币1∶1区域，然后会调整一段时间，让港币和人民币接轨，因为一国可以有两制甚至三制，但不能有两币。现在已经有人提议人民币取代港币，等人民币升值到与港币1∶1的时候，两币同升同降一段时间，逐步让人民币取代港币，港币消失，时间可能是10年，也可能是15年。

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有哪些机会呢？
虽然我个人做外汇市场，但现在再投资人民币是赚不了钱的。什么时候投资人民币能赚钱呢？就是在当初大家认为人民币还要贬值的时候，即黑市在1993年出现1∶10和后来公开市场上1∶8.8附近的那段时间，都能赚钱。

另外，在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元利率时也能赚钱。比如你买一幢房子，一来房子本身会升值，二来租金收入高于贷款利息则更好。我观察到绝大多数在外汇上夸夸其谈的人其实并没有赚到什么钱，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外汇。大家都知道近些年日元升值很厉害，但在美元兑日元1∶230以内买进日元是亏钱的。为什么？因为二十多年来日元利率比美元利率低很多。什么时候投资日元可以赚钱呢？是在上世纪60年代，1美元兑300-400日元而且日元利率比美元利率还高的时候，那时大家都认为日元没什么前途，需要更高的利率来接受它。80年代以后的日元只能做交易，不能投资。

因此，现在投资人民币是赚不到钱的。那么，投资人民币的机会在哪里呢？由于人民币被低估，中國的资产被低估，而中國老百姓的收入在增加，每年增加10%以上。此外，中國最宝贵的资源——劳动力也处在黄金时期，从勤劳朴实的低收入劳动力到高层次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才都是非常丰富的。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基建、消费、房地产都有很好的机会，在中國投资金融资产、房地产等等都是能赚钱的。

怎样能最充分利用人民币升值？就是去中國干一番事业。

漂萍

我的交易系统是如何运作呢？

第一，要作出宏观判断。比如1997年、1998年的时候，判断人民币不贬值，相反要升值。现在大家都知道人民币升值，但在那时候能作出这样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当时华尔街的绝大部分分析师都在讨论人民币将如何贬值、贬值幅度有多大、持续时间有多长等问题，是否贬值不被他们看作是问题。我当时作出相反的判断，认为应该是美元贬值而人民币升值。

第二，根据宏观判断进行一定的交易，同时对交易的量值进行控制，以便在做错的时候不至于溃败，可全身而退。这就是我观察上面那个交易员时学到的，他如果像国内很多投资者那样死拼硬打、拼命护盘，早就被巨大的力量压得粉碎了。即使判断错了，如何全身而退，有时要比打胜仗更重要。我在雷曼兄弟国际的时候训练了一批这样的员工，现在他们也很有成就。 第三，在交易中不断改进一些小的数据模型。比如刚才说的投资某国的国债到底是选择3年期还是5年期的问题，数学是我们这个小组的优势，小组的成员都是理工科博士出身，涉及数学方面的数据模型处理，我们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同行。

但我们不单纯依靠数学模型，把宏观及微观数据、实践结合理论构筑交易系统。刚才我所说的“善败”在运作系统时很重要，比如，欧元面世时兑美元是1.17，当时主流观点认为欧元兑美元要涨到1.4，但之后两三年欧元兑换美元最低跌至0.825。当欧元跌到1.0时，我开始关注欧元并着手买进。

这是非常惨重的下跌，华尔街很多和我持相同观点的人败在这次下跌中。在欧元兑美元自1跌到0.8的过程中，我一路买进，并通过衍生物交易避免了较大的亏损。2002年，欧元从0.825开始上涨，由于我一直关注着战局，所以一下子把握住了机会。

当时在华尔街很多人大喊 “再也不做欧元了”，我却持续买进欧元。涨到0.9的时候，我买进；涨到1的时候，我买进；涨到1.1的时候，我继续买进；涨到1.2的时候，我还是买进。到2004年年初，欧元兑美元涨到1.25∶1，我进行平仓。之后，欧元上涨到1.3∶1，我认为，虽然美元弱势，但并不表示欧元、日元很强，未来真正强势的应该是新兴国家的货币。事实证明，把欧元看到1.6的交易员又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人民币升值的机会

Q: 你是如何预测到美元将对新兴国家货币贬值而不对欧元和日元贬值？
A: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购买力越高，货币就应该越强。知道新兴国家的购买力转强的并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们坚持了一段时间后，老是看不到这些国家货币走强，因此失去信心。而我始终坚信虽然短期内有可能偏离，但一项资产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长期应能反映其内在价值。

任何市场都有操纵和欺骗，人们因此会变得盲目和冲动，有时甚至因人为操纵，使市场价格和价值出现非常严重的偏离。但我坚信没有人能在所有时间愚弄所有的人，价格总是会回归价值。

我预测美元贬值的时机早了一点，有段时间美元不仅没有贬值反而升值。但我在边打边退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坚信人民币一定会升值。因为我亲眼看到中國生产力的提高和购买力的增强，人民币升值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由于我看得比别人远，所以经常出现先亏损后赚钱的情况。

Q: 你们交易频繁吗？
A: 长线的投资、短线的交易都有。

刚到雷曼时，我设计了一些衍生物的交易期限是从几个礼拜到一个月，后来做墨西哥货币实时交易时，几分钟几秒钟的交易都做。当时我有两个电话直通两个交易墨西哥货币的交易场所——芝加哥交易所及银行间交易市场，这时比的就是谁更眼疾手快，看到一边掉了，另一边还没有掉，就赶快把那边抛掉。

从几秒钟的交易、几个月的交易到现在设计20年到30年的交易，我都做。比如投资中國的房地产市场期限就可以是二三十年，中國的股票可以做10年。做墨西哥货币，我进雷曼时看好，出来时还是看好，现在我还看好它。但相比其他新兴国家，墨西哥货币已有点过头。目前从宏观角度看，投资者可以看好中國、阿根廷等国家，它们的复兴都是长期的，可以长期看好。当然，等到大家蜂拥而入的时候，我就该撤了。

漂萍

所以，我从来不看华尔街的研究报告，也不和华尔街的分析师通电话。 经历过实战，回过头来再听美联储主席的讲话、美国总统的讲话、大国之间领导人的讲话，就能了解字里行间有何含义，自己据此对宏观局势作出独立的判断。

Q: 你不读华尔街研究报告，不和其他分析师打电话交流，是独行侠吗？
A: 我除了自己做研究，还有一支优秀的投研团队。在我的团队中，交易员必须能做研究，因此，我在招聘员工时并不在乎是否有金融方面的基础，而更看重其研究能力，所以我招的大部分成员是有极强研究能力的博士。

Q: 你的投资想法通常来自于哪里？
A: 主要来自于生活。例如，华尔街一致看贬墨西哥经济时，我却注意到该国的统计数字表明出口在快速增长，由于货币贬值、劳动力便宜，很多美国公司在墨西哥设立分公司，大量产品从墨西哥进口到美国。更重要的是，许多墨西哥劳力在美国工作，寄钱回家。于是，我进行了细致的宏观经济以及衍生物的研究分析，决定长期投资墨西哥。

Q: 我注意到在你的谈话中，战争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语。
A: 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看战争方面的书和电影，特别是《毛xx选集》中有关战争的论述。 1995年我进入雷曼兄弟国际，记得公司里最好的一个交易员对我说，交易员就要像军人一样，很少有人能坚持到最后，要想生存，就必须拿出上战场的勇气和精神来。后来，另外一个优秀的交易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经常打电话骂人，可以说，他赚取的钱基本上是骂人骂出来的。骂人说明他非常专注，把真相看得很清楚，而别人稀里糊涂。他说在雷曼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生存概率很低，进外汇交易部有5个人，他说有1个生存下来就不错了，后来果然如此。当时进雷曼兄弟国际公司的有30多个人，只有两个人生存下来。 他还说，既然你到了最前线，手就必须紧扣扳机，眼睛盯着前方搜索目标，不能有任何杂念，如周末如何开Party或该给哪个亲戚送什么礼。当时雷曼的外汇交易部门非常薄弱，交易员必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更增加了生存的难度。

Q: 如何评价经济学家在华尔街的作用？
A: 华尔街利用经济学家的目的是给公司赚钱，而不是寻求事情的原因和结论。比如dotcom刚出来的时候，公司需要的是能把产品推销出去的人，敢讲真话的经济学家、敢于揭露真相的经济学家早被华尔街解雇了。

很多经济学家有自己的思想，有深刻的见解，但有远见的人有时很难生存，因为他的话不能为他的机构服务，不能为机构赚取利润，这些人就被淘汰了。有的时候人是身不由己的，比如美国的罗伯特•鲁宾，他做过高盛的高级交易员和总裁，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在财政部的时候推行强势美元，他退位后则看空美元，但介入时间太晚，反倒亏了钱。

当时鲁宾为什么推行强势美元？因为他要服务于美国，在美元下跌之前推行强势美元，把将要贬值的美元卖给其他国家。但投资者听他的话是赚不到钱的，2004年他个人买欧元，而不是买人民币或其他新兴国家货币，又错了一次。

我在国内遇到过一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朋友，他不是什么大牌经济学家，拿的工资远远比不上华尔街大亨，但其见解要深刻得多。

所谓的经济学大牌，管理资金往往不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呢？很重要的一点是，除了大处着眼之外，尚需从小处入手。在读书时，我有很好的化学理论基础，但在做实验时，发现拧一个螺丝钉都很困难，做出来的东西和完美的理论模型相差甚远，这表明理论和实践并不容易契合。

Q: 你刚才说错误的判断能通过操作来补救，我们很想听听如何去做。
A: 在雷曼兄弟国际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交易员老是看淡股票，但股票老是往上涨，但他一年做下来还是不赔不亏，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败而不乱，败而不溃，善败。

这个交易员不是MBA，大学也没读完，他开始做的是华尔街很初级的工作，但是他一步一步走过来，如军营里的老兵，最后成为雷曼兄弟国际最出色的交易员之一。尽管他的宏观观点大部分是错的，一败再败，但通过东打一枪西打一枪的灵活交易，他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赚了很多钱。他出色灵活的操作以及败而不乱的镇定给了我很大启发，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Q: 你是如何把交易模型和自己对宏观的直觉结合起来的？
A: 我在斯坦福大学教MBA时就建立了自己的衍生物研究模型，我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改善模型、如何进如何出等问题。在全球性交易中，哪个国家需要分配多少资金，某个国家内部哪一个领域哪一家公司哪一点位需要重点配置，一个国家的国债是投资3年利率的还是5年利率等等小的方面都有小模型。对这些小模型，我也在具体观察、思考，不断改进。用毛xx的话说就是“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

我从每天的交易到后勤补给都亲自去做，人是活的，市场是活的，系统当然也是活的，需要不断改进。

漂萍

Q: 作为全球宏观对冲基金，SAC的规模有多大，你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
A: SAC是全球最大的宏观对冲基金之一，而且是最大之中最好的。我管理其中一个独立单元，规模近20亿美元，从事全球外汇、国债、股票及期货交易。

把判断错误带来的损失最小化
和判断正确带来的利润最大化

Q: 在11年的交易经历中，哪次交易挫折让你记忆最为深刻？
A: 2003年3月美国攻打伊拉克，我单月损失了3,500万美元，但此前的1、2月份我们已经有7,500万美元的盈利，所以到了月底还赚了4,000万美元。

2003年那次交易，我们起初判断美元贬值是对的，当时欧元兑美元是1∶1.1，我们认为欧元将继续升值，美国会连续降息。我们也充分考虑了美伊战争，这场战争绝不像媒体鼓吹的如同吃蛋糕般容易，打下去一定会旷日持久，损失惨重，这将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后来的事态验证了我们的判断——美国降息，美元继续对欧元贬值，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

但刚刚开战的一个月中（3月份），美元却是升值的，欧元兑美元滑落到了1∶1.06，在美军攻占巴格达的时候跌到了1.05的最低点。当时美国在伊拉克的战斗确实很顺利，摧枯拉朽，以致人们错误地认为再没有什么国家和地区能制约美国，包括欧盟也不行，所以欧元一路下跌。再过了一段时间，真相才显现出来，战争不是吃蛋糕，美国占领容易维持难，美元开始下跌。但就在战争开始不久的那一小段时间，由于人们为假象所蒙蔽，美元出现反弹，欧元、加元、澳元等进行调整，造成我们短期的巨大损失。外汇市场就是如此千变万化。

Q: 全球宏观判断是非常困难的，你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
A: 我举些例子来说明，成功的和失败的都有。先说我的先见之明：
1996年，看涨墨西哥货币，而当时的整个华尔街一致看空墨西哥；
1997年，看好中國，认为人民币不应该贬值，反而应该升值；
1999年，预计到阿根廷经济会崩溃并从中盈利，随后又看到阿根廷经济会复苏，从而投资阿根廷；
2000年，预计到美国股票市场会崩盘，从而做空股票；同时认为美联储会降息，而且会降到很低，购买短期国债；
2002年，看到石油和其他资源的升值，投资资源出口国特别是石油出口国货币及国债；
2004年，看出全球外汇的关键已不是美元对欧元或日元的贬值，而是以美元为首的G7货币对新兴国家货币的贬值。

判断错的也有，我对股市的弹性估计不足，对美国房地产的经久不衰也判断错误。不过，判断对错未必会直接产生利润，很多时候判断对了，但依然不能赚钱；相反有时判断错了，但还是能赚到钱。把判断错误带来的损失最小化和判断正确带来的利润最大化需要很高的技术。

在这方面，我的优势是把从斯坦福那里学到的宏观金融、微观金融、数学金融、计量金融、衍生物理论等绝对领先的理论，用于直接建造市场模型。我一开始并不单纯靠理论吃饭，而是去从事交易，从最小的层面入手，等我把这个最小的层面钻研透彻，我发现大的方面也融会贯通了。

为什么说从最小层面入手最有优势？打个比喻：什么人最先知道战争的结果？答案是站在最前线的哨兵，他从他的指挥官、战友、敌人不同的士气和举动中可以直接地感受到战局的变化，后方的参谋部无论获得多少情报都不如他的感受真实。二战期间谁最清楚苏德的战况？毫无疑问是最前线的士兵，苏联的士兵先经历了溃退，然后坚守，最后是反击，这些情况都是最前线的士兵汇报上去的，斯大林稍后才知道。

同样，华尔街很多人整天阅读不同的研究报告，那是没用的，很多消息是以讹传讹或者是很延后，但很多人被这种消息所蒙蔽而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作出错误的决断。

漂萍

"Value"杂志 2007.7月刊
主编 张志雄

  我很喜欢江平，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

2006年11月中旬，建红去美国拜访了华尔街的四位华人投资者，第一位便是SAC资本管理公司的江平。

由于时差的关系，我于晚上8点坐在上海家中的书房里连线采访在美国的江平。过去，通过越洋电话与朋友聊天或与陌生的采访者谈些事情还是可以的，但要进行这样一篇深入的思想性很强的电话访谈，双方又是如此陌生，我还是第一次，所以觉得有些紧张。加上首次采用电话录音，很担心边操作边采访会出什么问题，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

而且，我刚问了江平几句话，双方就出现了沟通上的困难。在采访前，我们曾给了江平一份简单的提纲，他也作了一些简短的回答。我拿着江平的纸面答案提问，他似乎答非所问且对他要回答的“事实”感到迷惑。直到第二天返回《Value》杂志社，我才发现是这份答案出了毛病，原来江平传给我们的答案是手写稿，我为了看得清楚些，请一位助理编辑用电脑打印出来。这位助理编辑人很好，但有时会热心过头，出些匪夷所思的差错——江平对他目前工作单位的介绍用的是英文，她便自说自话地翻译成中文，江平变成了一家大型共同基金旗下的对冲基金经理。目前确实有个别共同基金公司在旗下安排几只对冲基金，无非是从商业销售出发，并非主流。所以，我对这种安排颇感奇怪，便问江平是什么道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是因为他的答案被有条理地篡改了。我早就感叹，天下最麻烦的不是明显的错误，而是似是而非的错误，所谓阴差阳错，它会把人害得很惨。

江平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能耐心地向我介绍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的区别。我边听边暗暗叫苦，又不能强行打断对方的话头。但好不容易绕开了这个陷阱，我问了另一个问题，又发现江平有些糊涂（我可爱的同事又热心了一回）。

我当时真有些抓狂，不知问题出在哪儿，我手中的这份答案似乎不是江平自己写的，而是来自于另一位受访者。我已无法靠这份提纲发问了，怎么办？怎么办？

时间就这么几分钟几分钟地过去了，建红插话道，因为他们所在的办公室马上要进行交易了，他们要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才能继续采访。

尽管中间只隔了五分钟不到，我还是迅速让自己镇静下来。如果双方在现场，只要拿采访稿核对一下，误会便会消弭，但现在在电话里千万不能为这事纠缠不休，否则双方不可能进入状态。我决定利用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不要什么采访提纲了，完全顺着江平的思路对话，紧紧咬住话题不放，也许会有转机。果然，江平也意识到我颇能领会他的思路，很快进入了状态，滔滔不绝。

江平是个出色的将才。在中國的语汇中，将才诚然不错，但帅才更行，比如韩信和刘邦。史书记载韩信能领兵千万，而刘邦却能率领韩信等多位将才。其实这话是韩信说给刘邦听的，目的是防刘邦猜忌，结果，刘邦还是猜忌了，把韩信给杀了。因为刘邦看不出韩信为什么不能取而代之，也就是从将到帅，如果韩信想这么干的话。顺便一提，十年前，我也曾把韩信告诉给刘邦的话转给了单位的老板，希望他别猜忌我，可没用，他还是把我给干掉了。还好，他不是君主。

换句话说，只要将和帅代表着一种权力的等级次序，所谓将才就不会安分，因为他发觉处处受到限制，英雄无用武之地。例如，现在中國的大学中，大学教授地位还可以，但还是要当系主任、院长，最好是当校长，因为这样才能运用手中的资源，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其实，在中國的投资金融机构中也是一样，权力是第一位的，将只是帅的助手而已。

这就把真正的将才给扭曲了。什么叫将才，就是他无比热爱自己的专业才能，很多时候并不长袖善舞，而是一门心思地投入，去战斗。将才的一个显著标志是爱到前线去，而且喜欢像一个士兵那样待在第一线。而一个帅才可能为了显示一下自己多么热爱士兵，鼓舞士气，会去前线视察视察，说声同志们你们好之类的。但要让他们老待在前线，第一是整个战役由谁来组织和指挥？第二，他们最容易牺牲，因为他们不像将才那般对飞来的子弹敏感。

在我的理解中，帅才是帅才，将才是将才，各有自己的天赋和擅长的领域，没有什么可比性。将才巴顿将军是个军事天才，杜鲁门总统是个帅才，也是各干各的事。当军事转化为政治时，巴顿不服不行，但这只是领域切换而已（当然，杜鲁门的终极权力确实比巴顿大，就像他可以撤换另一位将才麦克阿瑟一样）。在一个团队中也是如此，做投资，将才是内行，帅才相比是外行；但进行管理，帅才是内行，将才是外行。也有人将才与帅才兼得的，如巴菲特。现在巴菲特的接班人难找，是因为像巴菲特那般有投资才能的人有，像巴菲特那般有管理才能的人有，像巴菲特般公关才能的人也有，但要三合一，就难了。

说了那么一大通，无非是加深我们对江平“将才”的认识。《太极、毛xx与全球宏观对冲》这标题是建红起的，其实，这本《华人杰出投资者》的大部分标题都是建红的主意，别看建红是搞投资的，才思泉涌啊。不过，我对这标题中的“毛xx”有些看法，觉得替代成“林彪”更为准确。我在与江平电话采访时，他是谈到过“林彪”的，后来他建议我们不必提及讨论过林彪。我们当然以江平的意见为重。

但在这儿我可以谈谈个人意见。我觉得林彪是个出色的将才，他的军事才能与天赋颇高，如果林彪的投资才能与军事才能相似，那他也是个投资大师了。当然，你也可说毛xx也是个军事家啊。对，但他还是政治家、GM家和诗人，我总觉得这些才能如果去做投资有些干扰。以我个人的看法，做金融的人或企业家说自己向毛xx取经，我就有些怀疑和紧张，认为他们总有一天非出事不可（事实上，已有不少喜欢与毛xx套近乎的生意人出了毛病。当然，你可以说他们是“形似”而非“神似”，所以不对头）。这话题太深奥，赶紧打住。

唉，我提起江平就滔滔不绝，倒不是对别的投资者兴趣不大，而是他确实适合被“说事”。我猜他一定读过《股票作手回忆录》，而且深有同感。尽管许多投资人都看过这本书，可像江平这般可写的人还真不多。假以时日，若与江平合作，写一本《新股票作手回忆录》，一定不错。

你看江平在访谈录中所说的那个老交易员，多神奇。我们平日最害怕的事情是站错了队或把行情给做反了，即把熊市看成牛市，把牛市看成熊市，犯了路线错误，南辕北辙。这老交易员可好，把市场方向给看错了，却能且战且退，浑水摸鱼，一年做下来还能不赔不亏，按江平的话是：“他败而不乱，败而不溃，善败。”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父亲很早就当兵了（听说是1944年），却进步不大，退休时恐怕还只是个县团级干部，与他同时起步的至少是师军级吧，但他们必须活下来。小时候，父亲偶尔会给我讲当年的故事，我认为他经常有吹牛的嫌疑（他爱写小说，可不成功），但他说起死里逃生的事情也许有真实性。不好意思，我从小明白了什么叫“老兵油子”，就是从父亲那儿得到的验证。“老兵油子”未必是贬意，当年张灵甫的国民党74师之所以厉害，不仅是因为美式装备，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它是由老兵组成的，擅战，有经验，不容易被干掉。要不是“路线”错得太厉害，困在山上，被十倍之解放军活生生地包围（山上无水，国民党军队水冷式马克沁机枪，没水不能发挥威力），要是在平原游荡，要消灭74师代价会十分惨烈。这是我父亲的“野史”，不一定符合事实，可逻辑上是对的。顺便一提，新兵与新股民有相似处，单兵作战，不善于自我掩护，冲锋时或兴奋或紧张，常常挤成一团，不注意散开队形等等，1946年解放军四平街保卫战与抗美援朝初期都出现新兵过多，死伤累累的情况。

至于江平说的自己那个故事，我是把它当作武侠小说来读的。关于衍生品交易，我觉得很多情况是有意无意想把人搞糊涂的东西，连巴菲特收购了通用再保后，都为公司遗留下来的大量衍生品交易的合约所苦，把这玩意儿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几年的股东年报上抱怨不已。江平初到美国，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批改MBA衍生品交易的试卷，如果按程序来，费时费力，就赚不到什么钱了。江平经过磨练，光看图形就能估算出价格。后来他来到雷曼兄弟国际公司，开始只不过是“打杂的”，但有次一位客户问三个月日元的衍生物价格，江平脱口而出是1.45左右，而其他专业人员经过20多分钟的计算，才得出1.48的结果。于是，江平得到了第一份工作。

我写这段文字，已与采访时隔半年了，如果说当时有什么冲动兴奋的话，现在沉淀下来的文字应该是冷静的。我在与投资人士交谈时，尤其注意他们是否具备投资思维。按我的眼光，这种人已经不多了，然后还要有独特的投资思维和天赋，那就更少了。

记得江平曾对我谈到未来一百年最看好的国家是阿根廷，我当时一愣，真是有点吃惊。很多人都知道一百年前美国和阿根廷的经济生活处于同一水平，就像今天的中國和印度，人们都极看好它们未来的发展。但一百年后，美国与阿根廷有天壤之别。这个故事成为世事难料的典型。然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再过一百年后阿根廷还会成为最有潜力的国家的说法。是真是假？百年之后我们已入黄土。但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江平能跳出早已成为思维定势的阿根廷老故事，出色地逆向一次，不简单啊。要知道，逆向思维是包括投资在内的所有杰出商人所应具备的优秀品质之一。然而，逆向投资不是什么东西都逆反，不像“阿凡提的驴子，你说东来我向西”，而是能跳出框框想问题。我们经常会提倡逆向思维，因为它很稀缺。

我们很希望再见江平。

在拉美外汇衍生物交易中大获全胜

Q: 你的学术背景是化学专业，怎么想到从事投资这行呢？
A: 我1981年进入中國科技大学学习化学物理，1986年毕业后到中國科学院上海分院读了两年半研究生，1989年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化学系博士。 在此期间，我先是做量子化学纯理论研究，后来转攻材料物理化学，做半导体材料方面的实验。 1991年年底，我还在普林斯顿的时候便开始对投资产生兴趣。 1993年拿到化学博士学位后，我决定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读金融博士学位，准备将来当教授。但在两年后，也就是1995年，我没有读完金融学课程就进入雷曼兄弟国际公司，从事外汇及衍生物专业交易。我曾是雷曼兄弟外汇全球投资决策人，一直到2005年离开。2006年3月，我加入SAC资本管理公司，它是一家著名的对冲基金。

Q: 当初你放弃当教授转而做交易员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A: 在斯坦福，我在理论上注重严谨和扎实，但后来发觉如果缺少实践，只能是纸上谈兵。我刚开始的想法是到华尔街工作一到两年，然后再回去做研究，这样可以提高对投资的理解。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在交易方面有优势，就再也没有离开华尔街。

Q: 还记得你进入雷曼兄弟国际后在拉美外汇衍生物交易的情形吗？
A: 1995年进入雷曼兄弟国际后，我接受了半年多的职业培训。从1996年开始，我作为高级交易员助手设计交易模型并协助交易员做对冲交易，为公司赚了不少钱。

之后我开始独立交易。1997年年底，我第一个做墨西哥货币期权，凭着墨西哥货币衍生物交易，雷曼兄弟在全球外汇领域排名迅速靠前。

我的交易很快就从墨西哥货币衍生物交易扩展到整个拉美外汇衍生物交易。当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拉美经济的时候，很多对手被打垮了，而我们依然坚挺。有一度，几乎所有拉美外汇衍生物交易离开我们的拉美交易小组就很难成功，雷曼兄弟国际也就是在那时候确立了拉美外汇衍生物交易的全球领导地位，垄断了绝大部分交易量。

Q: 你曾说过有段时间，你承担了雷曼兄弟全球外汇交易99%的风险，这是怎么回事？
A: 全球外汇交易部是雷曼兄弟国际很重要的一个部门，起初我们只占全球外汇交易风险和收益的5%-10%，这是很小的比例。1998年年底，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华尔街亏损严重，但我领导的交易小组这段时期表现优异。1999年和2000年，我们的交易开始从拉美外汇延伸到加元、日元、澳元、美国国债等衍生物，2000年，我们的交易量远超出单一拉美市场，有一段时期，我一个人承担了雷曼兄弟全球外汇交易99%的风险，我们小组的业绩占到整体业绩的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