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三会越来越留不住人 原因据说是为养家糊口

越州三宝

一大波“一行三会”官员离职潮越来越引发市场关注。
　　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推进，新型金融业态方兴未艾，造成的金融监管层的人事变动还在持续。《第一财经日报》盘点近年来中国监管高层离职动向，发现“一行三会”离职官员分为三个走向：一是去往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是监管系统内部调动，如央行官员去往证监会，或去往互联网金融协会；三是转向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甚至互联网金融业等。
　　有去往金融机构的央行离职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半开玩笑地表示，离职原因很简单，“为了养家糊口”。这无意中透露了监管机构收入低，内部缺少激励和约束机制，走向市场化机构成为金融精英的“无奈之举”。也有内部人士称，央行官员加入市场机构很正常，双向流动有助于央行官员理解市场，也有助于市场人士理解政策。
　　央行精英加速流动
　　随着8月伊始，姚余栋向《第一财经日报》确认辞去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职务，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央行高层集体“下海”的消息又添一桩。
　　央行高层大变动要从2014年末说起。当时，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士余卸任，履职农行董事长。2016年2月，刘士余任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
　　2014年末，金中夏辞去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职务，任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执行董事。
　　2015年2月，胡晓炼辞去央行副行长一职，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央行行长助理金琦于年初卸任，担任丝路基金董事长；5月，支付结算司副司长周金黄从央行离职，出任华瑞银行副行长。
　　2015年10月，1966 年出生的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卸任，担任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在中国黄金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关键时刻，此次人事变动，预计将推动上金所加快打造“上海金”品牌。
　　而2016年以来，央行前副行长、61岁的李东荣当选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首任会长。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随着国家级行业协会成立，李东荣正试图为乱象丛生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立“家规”。
　　包括姚余栋在内，央行今年多次开启了官员转“首席”模式，赴市场化机构任职。央行货政二司原处长、青年经济学家伍戈离职，出任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和总经理助理；3月，央行金融稳定局金融体制改革处李超出任华泰证券(601688,股吧)首席宏观研究员。
　　证监会人事调整未完
　　近日，证监会国际部主任祁斌离职赴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即“中投”）担任副总经理的消息，再次引发市场对证监会内部“人才流失”的关注。
　　祁斌的下一站是中国“主权基金”中投，而证监会机构部主任梁永生则是调往江苏证监局任职。业内消息显示，今年6月离开的证监会上市部副主任陆泽峰，下一站可能是到大学任教，亦不是到金融机构“淘金”。
　　自2014年底以来，随着市场向好、金融机构业绩爆发，以及金融反腐的深入推进，金融监管部门出现一波密集离职的热潮。据本报记者统计，仅2015年前5个月，证监会就有7名局级干部离职，这样的级别和规模比较罕见。
　　2015年1月，证监会宣布免去江向阳办公厅副主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新闻办公室（网络信息办公室）主任职务，随后江向阳赴博时基金担任总经理一职。
　　2015年3月，证监会创新业务监管部原副主任王欧离职，去了中投公司的专项投资部。同时，证监会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原办公室主任韩燕也从原岗位离开。
　　到了2015年5月，证监会又有三名局级干部同时离开，他们分别是稽查局原局长欧阳健生、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原副主任徐浩、私募基金监管部原副主任杨文辉。
　　证监会的“离职潮”在2014年就已现端倪。2014年11月赴大成基金担任总经理的罗登攀，此前曾任规划委专家顾问委员、机构部创新处负责人；同赴大成基金的还有周健男，离职前在上市部任职。
　　有媒体统计发现，2014年全年，证监会约有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其中大多数投身市场机构。可以看到，2015年下半年证监会人员离职相对较少。上述证监系统内部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是因为下半年证监会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处级以上干部离职之后，3年内不得在监管对象内部任职。
　　虽然无法证实该政策的出台是否为了限制人员离职，但客观上确实遏制了“离职潮”。
　　近期证监会内部人员离职更多的则是系统内的人事调整。今年4月，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出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党委副书记；今年5月，上证所理事长桂敏杰退休；6月，郑商所党委书记、理事长张凡离任。有证监系统内部人士预计，这一轮人事大调整可能还没有结束。
　　银监官员“下海”：去往金融机构居多
　　《第一财经日报》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2015年以来银监会系统共有6位官员“下海”，而这一轮银监会官员“下海”更多属意银行。
　　“监管官员下海一方面考虑薪酬问题，另外一方面则是个人的发展问题。”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如是评论，他表示，监管指派官员到机构的，则是考虑个人本身的综合素质，与机构的“契合度”多高。
　　2016年6月，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转战农行任董事长，这是2015年以来最高级别的银监官员从监管转向金融机构。
　　2015年6月，银监会原非银部主任李伏安正式出任渤海银行董事长，他从河南银监局去银监会非银部仅一年时间。
　　2016年7月，有媒体报道上海银监局副局长蒋明康加盟均瑶集团，均瑶集团则是民营银行温州民商银行的发起人，蒋是否任职温州民商银行目前并未有确切消息。
　　“民营银行走向常态化，需要更多的银行业高管人才，以后监管或者其他银行高管流动还会更加频繁。”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另外，互联网金融往往以更高的薪水和更多的发展空间来挖人。
　　2015年4月，银监会创新部副主任杨晓军出任陆金所副董事长、党委书记；不过不到一年，2016年3月，杨晓军却加盟了玖富集团出任总裁。
　　某大行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称，监管官员“下海”可能会获得比在监管机构更多的薪酬和更多的空间，不过如果调整不好角色的转换，也会“水土不服”。
　　除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信托公司也是一个去处。7月26日，大连银监局发布消息称批复了叶凌风华信信托副总裁的任职资格，叶原是银监会信托部基金监管处处长。
　　保监会：离职者走向创新化机构、职位
　　2011年以来，保监会就屡见“下海”例子，回顾此前，机构仍是重要选择之一。而近几年的趋势是，无论是机构和职位都紧跟保险行业的发展趋势，呈现向创新型机构和岗位转型的特点。
　　据《第一财经日报》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已有10余名保监会官员“下海”。
　　事实上这并非新鲜，例如早期的阳光保险集团董事长张维功曾任广东保监局局长、百年人寿董事长何勇生曾任大连保监局局长、中华联合保险董事长李迎春曾任安徽保监局局长、生命人寿保险公司副董事长方力曾任人身险监管部副主任一职等等。
　　随着这两年资本密集投入保险业，新筹建的保险公司亦希望“抢夺”人才，对于保险高层人才的需求亦日益旺盛。近几年来，保监会官员入驻保险企业任高管已成潮流。从2011年初至今，包括闫波、丁昶、张宗韬、赵小鸣等在内共有10多名保监会官员先后下海，转投长安责任保险、华泰保险等保险机构任高管。
　　近日，曾“下海”华泰财险的张宗韬以华农保险拟任总经理的身份，出现在了6月的一场车险讨论活动中，其职业履历覆盖监管层参与商车费改制度设计、财险公司实践等，职业轨迹也较为鲜明。
　　而地方保监局亦屡有“下海”案例，比如，江西保监局原局长张兴出任大众保险董事长，吉林保监局原局长刘德江挂帅都邦保险董事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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