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翔案庭审追访：“合谋操纵”渐次浮水

越州三宝

　  在这一系列上市公司高管“请辞”公告中，多被描述为“个人原因”，市场曾在部分案例中猜度，与相关高管主要精力回归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有关。

　　案发一年多后，私募大佬上海泽熙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泽熙投资）实际控制人徐翔终于即将走入庭审环节。

　　记者从接近案情相关人士处获悉，徐翔一案即将于2017年8月5日在青岛中院正式开庭审理。

　　12月2日，相关消息在多家媒体开始曝光。根据媒体已经释放的公开信息，除徐翔外，一同受审的还有极限资产负责人王巍，灵岩投资负责人竺勇等人。徐翔与王竺三人涉嫌分别与多家上市公司董监高合谋发布市场利好信息，结合相关私募等资金进行股价操纵，并协助后者通过一、二级市场低成本增持、减持套现或高抛低吸获利。徐翔等人则从上述活动中同上市公司高管等和“合谋人”进行收益分成约定。

　　据记者调查了解，徐翔案发所涉上市公司已经被年内的高管离职潮所提前反映。

　　根据记者采访了解到，在一些司法专家看来，徐翔案的庭审与辩论，或将留给证券市场执法制度层面的更多思考和重塑。

　　离职潮隐现司法脉络

　　事实上，此前部分上市公司的高管调整，已掩藏在海量的上市公司公告之中，鲜被市场发现共性。

　　7月22日，张彬贤辞去乐通股份董事、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总裁职务；8月11日，黄红云辞去公司董事会主席、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8月30日，虞兔良辞去明牌珠宝董事长、董事、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同时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9月8日，徐长江辞去文峰股份董事长一职等等。

　　在这一系列上市公司高管“请辞”公告中，多被描述为“个人原因”，市场曾在部分案例中猜度，与相关高管主要精力回归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有关。

　　除了被市场广泛熟知的美邦服饰、华丽家族等高管调整更为早期之外，其余的人事调整主要集中于今年七、八月份，距离徐翔去年11月1日从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上被带走大约8个月之后。尽管一系列上市公司高管调整中，频繁涉及到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董秘等关键职位，但是市场鲜有关注到其背后的共性。

　　根据相关媒体已经披露的信息，徐翔案涉及美邦服饰、文峰股份、华丽家族、东方金钰、鑫科材料、向日葵、金科股份、万邦达(300055,股吧)、中弘股份、赛象科技等13家上市公司合计23名高管。

　　这或意味着至少早在7月份，经过司法部门的侦查，相关案情已经开始逐步落实。

　　这一份名单出炉之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了解到，涉及的23名高管已经大都离开在上市公司的岗位。

　　这一案件也将近年来掩盖在资本市场颇为流行的操纵手法曝光于公众，相关媒体曝光的案情中，上述上市公司高管为了高位减持套现，按照徐翔等人的要求，控制信息披露的节奏和内容，如发布高送转、热点收购题材等利好消息，徐翔等人利用信息优势在二级市场公开以泽熙等私募基金产品的名义进入前十大股东、定增、协议转让，或通过各种形式的“马甲”竞价交易连续买卖，拉高股价后协助上市公司股东减持套现。

　　这个堪称完美的运作模式，此前一直被业内人士讨论。

　　不过根据记者12月2日采访上述上市公司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管了解到，在徐翔案件披露之后，核心团队逐渐掌握相关高管涉案的信息。但是司法机关和监管部门并未对其所在上市公司层面询问和取证，其认为这与案件主要为个人违法有关。

　　根据已被媒体披露的公开资料，徐翔、王巍、竺勇三人累计动用400余亿元资金操纵上述股票股价，获利约几十亿元。上述涉案上市公司的多名高管均被另案处理。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2016年12月5日9时0分，在四楼大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

　　“合谋”信息操纵

　　多位接近司法部门的机构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在法理层面的认定上，徐翔的各类行为符合“市场操纵犯罪”中“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市场操纵”的认定。

　　“徐翔联合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利好消息，并参与坐庄、股价拉抬、出货等活动，很多项目是徐翔和有需求的公司有联系，到后来更多是公司或公司股东层面和徐翔进行了合谋，。”12月2日一位接近该案的人士透露，“这个层面上说，徐翔不是利用信息进行了交易获利，他本身就是消息的制造和谋划方。”

　　上述一位司法专家也表示，“信息操纵是说，上市公司发布的利好信息是不必要的，例如一些公司业绩不好，也要开展高送转。”

　　“利用信息优势操纵股价是对其他市场参与者的不公平，极大地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影响恶劣。”此前，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事实上这也暴露出，近期资本市场中频繁的高送转也有可能潜藏着信息操纵的鬼影，提示投资人追风“高送转”概念股的风险。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今年中报已实施高送转方案的公司有85家。

　　12月2日北京一位上市公司董秘透露，市场中真实存在的信息操纵违法活动可能更多，但由于该类违法活动在合谋下隐蔽性较高，因此对其的甄别和打击也面临难度。其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徐翔案的事发得益于公安部门的及时的刑事介入。

　　在前述司法专家看来，若想在资本市场中进一步精准预防和打击信息类市场操纵，仍然需要在法律法规和制度层面进行补漏，同时赋予证监执法更多的调查权限。“一些成熟市场国家在这方面是值得借鉴的，比如美国证监会是可以采取行政乃至刑事调查的。”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