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信陶冬：中国经济2016年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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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近日对2016年中国经济做出预判。
陶冬先生几个具有前瞻性的判断值得注意：

1. 企业的现金流正在迅速恶化，部分企业开始借钱发工资了。微观企业现金流，是2016年中国经济第一大看点。

2. 供给侧改革或需要3-5年的时间来贯彻。

3. 财政赤字可能突破国际红线3%，争议经年的减税议题将在2016年变成现实。

4. 汇率政策会成为明年经济最大的政策黑马，人民币贬值是大概率事件。

5. 解决房地产高库存，需要强力手段，制造市场出清的冲击性效果。不能低估政府的政策创新能力。

6. 政策性利好和盈利利空，是股市的两股相持势力，也决定了2016年股市格局。中国经济下行周期中，旧经济消退和新经济崛起并存。2016年的股市，买股不买市。

中国经济在2015年充满了意外，股市暴涨暴跌、人民币升值预期终结、四万亿地方债置换、国企和地方大面积怠政，希望这些不是“新常态”。

变局会在2016年延续着，意外也未必少，毕竟中国经济在转型之中、政策在调整之中、外围环境更难捉摸。以下是对2016年经济的五个猜想：

1）焦点由宏观转向微观，企业现金流值得关注

2015年市场对中国经济的焦虑集中在增长动力之上，保七能否成功、统计数据是否造假、刺激措施如何出台，曾是市场的主要关注点。笔者认为，市场对于宏观环境的关注可能会减少，大家意识到经济处在“三期叠加”状态，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不过政府有能力控制住风险，硬着陆的机会短期看来似乎不大。

不过企业的现金流正在迅速恶化，而且风险可能由一家企业迅速传导到一批企业身上，传导到银行账面上。制造业名义GDP增长的恶化程度，远远快过全国实质GDP，凸显出制造业目前所面临的窘境，部分企业开始借钱发工资了。

2016年进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关键期，基建增长未必突出，制造业竞争激烈，原材料价格反弹乏力。笔者认为微观企业现金流，是2016年中国经济第一大看点，而且由此牵扯到银行不良资产状况。

2）政策思维转向供给侧，实施难度未必小

“供给侧”突然窜红，给宏观经济政策带来了一次理念上的革命。在过去十年以凯恩斯总量需求管理为指导的中国政策决策层，终于意识到“三驾马车”政策思维无法引导经济转型，而且政策用力亦老。笔者十分认同解决目前经济困境的方法在供给侧，相信摧毁过剩产能、消除房地产库存、打破国企垄断、消减企业负担、鼓励创新创业，是令中国经济重现繁荣的基础，是经济成功转型之必需。

然而与货币扩张政策不同，供给侧改革触及利益。国企改革讲了三年、消化过剩产能讲了五年，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在于既得利益的制肘。另外许多供给侧改革，短期对经济会带来通缩压力，也令决策层在实施上有所顾忌。笔者认为宏观政策重点转向供给侧，在方向上正确，不过可能需要3-5年的时间来贯彻。2016年的重点或许在去制造业过剩产能和降低企业负担上。

3）货币财政政策之外，汇率另辟蹊径

“积极的财政政策”很稳健，“稳健的货币政策”很积极，是近年常规宏观政策的尴尬，其背后是财政收支上的不平衡。2015年预算财政赤字为GDP的2.3%，以财政收入及卖地收入下降的势头看，实际财赤可能突破2.8%，甚至国际公认红线3%。如果将货币化的财政开支（央行向政策性银行定向注入流动性）计算在内，财政赤字比率更高。

但是既然要“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财政扩张无悬念，争议经年的减税议题也将变成现实。货币政策上，美国加息后中国降息的空间受到挤压，常规政策主打落在降存款准备金率上，预计降准起码200点，若银行坏账大幅上升，最多降准可达400点。不过由于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弱化，定向宽松仍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政策抓手。

无可否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边际效用在逐年下降，央行降息降准对市场的影响可能只有半小时，对实体经济的帮助更加有限。当传统政策工具失灵，供给侧措施远水难救近火时，什么是政策黑马？笔者相信是汇率政策。

在美国联储加息、中国出口面临寒冬的环境下，人民币汇率正在成为利率、准备金率之外的第三个货币政策工具。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是大概率事件，对一篮子货币贬值也可以想象。在资本项目开放上，基础性政策安排继续放松，但是资金跨境流动的行政审批则可能进一步收紧。

4）房地产期待暖风，去库存困难重重

房地产市场遭遇寒流，是目前经济周期不断下挫的主因之一，其中开发商建房速度骤降、买地趋向保守，为下行中的经济雪上加霜。此时此刻，看不到哪一个行业可以像房市那样给经济打一剂强心针的，不过政府并不想过度干预市场。

与过往不同的是，此次房市下滑的原因不在政策打压，而在库存过高，是市场原因，政府救援更困难。笔者相信，现有的按揭优惠、取消限购令，不足以改变市场向下的大势，指望农民进城来化解三四线城市库存更属缘木求鱼。

解决中国房地产高库存，需要强力手段，制造市场出清的冲击性效果。或让部分房企破产，或由政府收购部分库存并转成廉租房，但是政府有没有如此的政治愿望，不得而知。比较容易想像的是，房地产政策吹暖风，较大的开发商允许在债市集资，缓慢地消减库存。

不过不能低估政府的政策创新能力，房地产市场早晚需要类似地方债置换的安排，不过难度更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库存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在那里通过市场去库存的的难度颇高，风险仍在聚集中。

5）注册制新气象，股市基本面仍脆弱

股市在2016年实行注册制，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这是一大进步，利好降低资金成本，利好经济转型。不过其短期利好效果，可能被过度评估了。同一批上市企业、同一批投资者、同样的监管机制，旧酒换新瓶能否带来焕然一新的市场行为？注册制会否带来蜂拥的上市，造成一时的资本供需失衡，也暂时难以评估。不过为了恢复市场的融资功能，增强资金的信心，政府在政策上加以扶持是可以想象的，所带来的是流动性支持。

政策性利好和盈利利空，是股市的两股相持势力，也决定了2016年股市的上落市格局。中国资本市场走出强势，仍待经济转型的成功，仍待民间投资的崛起，仍待企业管制结构的进步，仍待盈利基本面的改善。

必须看到，中国经济在下行周期中，仍然出现服务业与互联网+崛起的大故事，这折射着经济转型中的新趋势、新投资逻辑。旧经济的消退和新经济的崛起并存，2016年的股市，买股不买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