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与利益的永恒争论

Mr.Gray

导语：利益的形象是如何被“洗白”的？它如何取代了种种浪漫的激情，被视为人类生活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动机？

《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圣经》中说，“富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艰难”……数千年来，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的文化中，对纯粹物质利益的追求，一向遭到宗教与哲学家的鄙视和谴责，代表着庸俗的渴求与贪婪的罪孽。追求高尚的事业与荣誉，而不是单纯的利益，才被视为社会发展的正路。

利益的形象是如何被“洗白”的，它如何取代了种种浪漫的激情，被视为人类生活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动机。在《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这本薄薄的书里，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以17~18世纪欧洲知识界的争论为背景，重述了一场精妙的流行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展示了资本主义崛起的精神源泉。

赫希曼引导我们与200多年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对话，弄明白被当今资本主义奉为真理和常识的很多理念由何处而来。简言之，追求利益不再是可耻的，而且这本身可以制约人类的原始欲望，阻止其肆无忌惮地扩充至产生破坏性的后果，把对欲望的追求导向理性的渠道。

当然，与知识界热捧的许多西方学界明星相比，赫希曼在中国的声名相对平淡。赫希曼的意识形态倾向相对模糊，他虽曾深受哈耶克影响，始终把个人自由置于最高地位，警惕权力的侵蚀，但早年也对马克思、黑格尔感兴趣，同时又游历拉美等贫穷国家，深感欧美经济学家教条化的经济政策处方对不发达国家的危害，提醒经济学家自身要提防哈耶克所称的“理性的自负”，无限夸大既有的经济学知识的能量，将其奉为无所不包的药方。虽然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使他不是那么赫赫有名，但随着历史的披沙拣金，2012年以97岁高龄去世的赫希曼，日益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和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

对于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根源，马克思、韦伯等思想家都有不同的解读，但都强调资本主义与此前社会形态完全不同，具有明显的断裂性。而赫希曼的思路是揭示其连续性：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并非突兀地降临，而是构建于吸取此前思想与观念的基础之上。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时代的人曾激烈争吵的议题，在今天成为人的共同意识，而赫希曼则是通过思想史的考古来重新发掘这些讨论的意义与启示。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一句话可以用来说明这场转型的精髓：“幸运的是人们处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们的欲望让他们生出作恶的念头，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换言之，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淡化乃至否定道德，承认卑下世俗的动机是人类行为的引导，才阻止了不同的人为了各自的激情与理想而作恶，而这又促进了物质繁荣并巩固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现实基础。

当时的哲学家们并不否定，对金钱和财富的贪婪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一种罪恶，这体现了他们对此前政治思想的传承性。但政治哲学家们找到的一种务实的解决方案是，用一种罪恶来制衡另一种罪恶，通过激发人赚钱的欲望，来约束权力的膨胀，同时规范和疏导这种赚钱的欲望。


他们的思路是，物质利益可以引导人的激情主要集中于赚钱，否则人就会去追求权势、对他人的控制等能强化自我认同的东西。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的一段话就总结了这一思想：“存在着赚钱和私人致富的机会，可以把人类危险的恶习引入相对无害的渠道，假如它们没有以这种方式得到满足，它们便可能从残忍、不顾一切追求个人权力和权威以及其他形式的自我膨胀中找到发泄口。一个人对自己的银行账单实行专制，要好过对他的同胞实行专制；虽然前者往往被指责为仅仅是后者的工具，但它同时至少是另一种选择。”赫希曼也写道：“与从事劫掠的军队和凶残的海盗相比，商人的形象更可能被描绘为温和、平静和无侵略性的”。

这种伦理学的转型还推动了政治的民主和进步。因为君主发现，他们与追求发财的人在利益与目标上是一致的。君主把只顾自身利益的人视为现代国家的利益相关者，但同时君主也要实行自我约束，抑制其私欲。政府尊重由无数次交易精巧编织起来的利益自治，而这也有利于政府自身的维系。自由贸易和人口的流动使专制君主的倒行逆施必然受到人们“用脚投票”的惩罚，君主滥发货币掠取民财的行为会导致本国经济和政体的崩溃，这些都迫使统治者与商业阶层的利益达成妥协，进而推动政治制度发展及完善。平庸的对物欲的追求造就了政治文明的良果，就像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所昭示的那样，各种可能作恶的权力被置于相互制约的位置，其总和却是一种良善的后果，在机制的设计中实现了对权力的驯化。

私有财产被视为一张进步的力量，对此的最好例证是，即使是19世纪的激进左派也承认这一点。作为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先驱、以“财产权就是盗窃”一语而闻名的法国思想家蒲鲁东，对国家的巨大权力也心存恐惧，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想出了一个主意，用同样“专制的”权力，即私有财产的权力，来对抗国家的权力。在19世纪中叶，恰恰是因为财产权被视为一种桀骜不驯的革命性力量，蒲鲁东才会考虑让它扮演制衡令人恐惧的国家权力的角色。

在更广的国际关系的层面上，实际地追求利益，使各国降低了动武的冲动。孟德斯鸠明确断言：“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导致和平。彼此从事贸易的两国会变得相互依赖：如果一国从买进中获利，另一国则从卖出中获利；所有的联合都是基于相互需要。”这与今天的“民主和平论”遥相呼应。在赫希曼看来，殖民主义和扩张领土的冲动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而是残存的前资本主义精神的反映。

赫希曼的历史叙述也为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启示。以他和韦伯的区别为例，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首先应该归因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而这主要来自于欧洲在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新教伦理”，包括勤勉、节俭、守时、诚信、谦卑等等，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让人们把努力工作赚钱当作一种天命，而不是为了获取简单的物质享受，这就形成一种资产阶级的人格，并培育了资产阶层。而赫希曼似乎并不采取这种单一文化决定论，而是指出那种“温和得体”的资产阶级意识与行为方式，是从西方总体的哲学与政治学争论中演化出来的，不只是新教世界的特征。

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赫希曼这种强调连续性的解释，其实为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探索开辟了空间。近代以来，中国未能出现成熟的资本主义，一直被归因为，儒家奉行道德说教而非利益激励。但是，即使在儒家里也有着几千年的义利之辩，而中国（以及伊斯兰等非西方文化）千百年来亦有丰富独立的商业文明，其中隐藏着通过修正此前的思想观念而演化的路径，而非一定要以全盘移植某种外来文化作为现代化的前提。

在中文版中，译者冯克利先生把英文标题中的passion译为“欲望”，理由是，passion一词涵盖的“感情”十分宽泛，野心、贪婪、欲求、希望、恐惧、爱恨、悲伤、喜怒、报复心等均可纳入其义项之下，而中文“激情”一词的内涵远没有如此丰富，且多以正面含义为主。而笔者认为“激情”更为合理，因为中文中的“欲望”通常是物质性而较少是精神性的，而赫希曼所论证的与利益对立的passion，恰好是很多精神性的冲动和希求，其实译为“激情”更为稳妥，且随着中文的发展，“激情”的含义也在趋近于英文的passion。“激情”与“利益”，才构成更鲜明的二元对立。

不过，历史的发展及其对观念世界的冲击，还远没有结束。资本主义倡导追求于人于己均无害的商业利益与物质利益，以此来抑制人类肆意蔓延的激情与欲望，这初看起来是进步的。但吊诡的是，资本主义的这一成功，在现代又成为资本主义遭人愤恨和谴责的原因：资本主义造就了一个“单向度”的世界，一切以金钱计算，人失去了梦想、浪漫精神与雄心壮志，变得庸碌无为，历史也不再有崇高的方向，而只是自然、随机的演化。

就像保守主义先驱埃德蒙·柏克在18世纪就已发出的哀叹：“骑士时代已逝，经济学家、诡辩家、精于算计者的时代已然来临。”当代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的视角与此殊途同归：“历史的终结将是一个悲哀的时代。为获得认可的斗争、为了纯粹抽象目的冒生命危险的意愿、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倡导勇敢、勇气、想象力和理想主义的，它将被经济上的算计、无休止地解决技术问题与环境问题和复杂的消费者需求的满足所替代。在一个后历史时代,没有艺术和哲学,只有持久地守护人类历史的博物馆。”

就像本意是揭示骑士小说虚妄的《堂吉诃德》，在现代却被视为骑士精神的最后的经典一样，资本主义试图把所有激情都化约为理性功利性的思虑，却更让今人对前现代社会产生种种浪漫的幻象，并对后现代的“末人”无限鄙夷。赫希曼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高歌猛进，而目前危机的征兆又已经浮现。他为资本主义总结的胜利经验，也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未来的诅咒。

但当然，赫希曼自己的态度和结论是开放的。引导赫希曼写本书的曾是这样一种认识：“很多经济学家惬意地端坐于他们不断扩张的学科之上，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无论它们是多么的灾难性。”赫希曼把资本主义意识的历史源头和谱系建构起来，其实也实现了一种对市场迷信“祛魅”的作用，否定了追求私利的意识亘古以来都是主宰性思维的认识，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和维护者都能通过了解这里所叙述的思想史事件来改进他们的论证。”只要历史没有到达尽头，辩论便不会止步。

作者：刘淄川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