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公报说了啥？

小鲍中钢

G20公报表达了对风险的重视：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仍大，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各国在公报中达成了共识，加大支持力度，落实结构改革。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但所谓的“新广场协议”无果，公报仅称“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

一、重视风险：经济依然承压，增长仍不均衡

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仍大。公报指出，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依然不均衡，且未达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水平。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巨震，12年以来持续复苏，IMF和世行估算的15年全球GDP增速分别为3.12%和2.80%。而更为敏感的OECD领先指标则显示，15年以来全球经济下行风险正在加大。

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而造成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原因之一在于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15年全球经济仍在复苏，工业需求依然低迷，而美元加息预期则持续升温，令大宗金属和能源价格大幅下滑，全年跌幅普遍在30%左右。其中跌幅最大的非铁矿石莫属，跌幅达42.6%。

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也令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性。公报称“英国可能脱离欧盟以及一些地区存在大量难民且人数仍在增加将对经济造成冲击”。事实上，09年以来，大量难民持续涌入英法德等国，且规模迭创新高。以德国为例，超过70%的难民来自于欧洲本土，在加重德国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加剧了其国内政治摩擦。

二、达成共识：加大支持力度，落实结构改革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公报指出，过去几年，G20在促进增长、投资和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将“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来实现这些目标”。事实上，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美欧日为首的各国政府，综合使用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货币政策方面，称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保持价格稳定，与中央银行的职责保持一致，但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金融危机以后，美、日、欧均使用量化宽松政策，在大幅降低利率的同时，加速提升货币供应量。但如今美国已经退出QE开始加息，而日本则于16年2月16日宣布将政策目标利率降至0以下，欧元区隔夜存款利率早在14年6月便已降至0以下。

财政政策方面，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以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振市场信心，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美、日、欧财政赤字率均大幅上行。美国财政赤字率08年即突破3%国际红线，09年冲高至9.8%，其后虽缓慢下行，但长期高于3%。而美国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也是一路走高，并在13年超过100%。欧盟、欧元区财政赤字率同样在金融危机后大幅激增，从08年的2%左右飙升至09年的6%以上，其后虽然缓慢下滑，但仍持续高于3%。而英国和法国也都步了美国的后尘，中央政府负债率持续走高，并已接近100%。全球政府债务杠杆率的上升值得警惕。

加大结构性改革。但当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压力加大，并不仅仅是周期性现象，更与结构转型有关。公报指出，“结构性改革在提高生产率和潜在产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将优先推进并特别强调实施调整后的国别增长战略，以便到2018年实现产出额外增长2个百分点的目标”，承诺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包括提出一系列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指导原则。

加强基建投资和贸易往来。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落脚点，一是基建投资，二是国际贸易。

在贸易方面，公报明确，将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研究可能的政策应对措施，将继续采取措施增强包容性，并减少过度的全球失衡。事实上，全球出口规模增速于2010年见顶，并在2012年迅速坠落，过去三年始终徘徊在零值附近，成为拖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基建方面，公报指出，将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发展，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而考虑到多边开发银行在促进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及其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减贫方面的使命，未来将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制定支持高质量项目的量化目标，并共同采取行动。

三、新广场协议无果

然而，对媒体事前渲染的“新广场协议”，公报中仅仅以“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作为总结陈词。公报称，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

当前达成“新广场协议”的分歧较大。一是大央行间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协作机制；二是虽然中国每个月的贸易顺差依然在增加，但美国的外贸逆差并没有扩大。三是短期看美国加息预期延后，美元短期走弱，所以新“广场协议”的提法未免过于激烈。

但对于中国而言，中美经济分化的背景下，汇率贬值本身值得肯定，只是在贬值的时机和幅度的选择上存在争议。如果人民币汇率强行升值，只会进一步加剧国内房地产等资产的泡沫化，对经济的转型更不利。而根据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而日本和德国的经验对比表明，只要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汇率浮动和资本项目开放并不足以破坏国内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