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撒钱的说法最早来自于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他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了这一假说,基本思想就是央行大量印钞票,将它们直接散发给民众,民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他在著作《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里是这么描述的:
想象一下,有一天,一架直升飞机飞过你住的社区,天上掉下来1000美元。当然,居民们会把钱捡走。每个人都相信这种事百年一遇,可能有生之年再也不会遇到了……
德意志银行总结了四种主要方式:
简单来说,开直升机撒钱主要有四种形式:央行通过扩大财政购买国债,将现金转移到国库,减记央行持有的政府债务,直接给大众发钱。
显然,第一种形式大家已经见到了,其中的典型就是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但是考虑到国债数量有限,通过这种方式购买国债是存在技术和数量限制的。日本央行就已经感到了这种局限性——潜在对手越来越不愿意出售手中的国债,因为金融机构对此类资产用于抵押的需求很高。
第二种形式则被很多分析师认为将是日本央行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
第三种形式也包括央行购买收益率为负值的国债。不过,这是最激进的选项里的最后选项。
第四种形式就不用多说了吧。
以下是上述四种形式会对资产负债表造成的效果:
这种方式在德意志银行看来并非单纯的经济选项:
历史经验和制度弹性为货币融资提供了充足的灵活性。最终,这更倾向于是一个政治可取性的问题,而非技术或法律限制。
前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Narayana Kocherlakota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如果政府意图利用手中的权力帮助央行刺激通胀,那就没必要开直升机撒钱。”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融资可能比通常认为的可能性更大,那可能在某些国家更加有用或更加棘手。比如,把现金分给民众会彻底削弱财政部的作用,将导致央行出现负权益(negative equity)。
不过,即使出现负资产,“央妈”也不会破产。关于这一点,你只要读过欧洲央行在本月初发表的名为“央行的利润分配和损失保险规则” (Profit distribution and loss coverage rules for central banks)的研究报告就会知道。
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Peter Praet在报告中明白无误地写道,央行并不一定要赚钱,这并不是央行的功效。央行的损失并不会导致其需要债务重组,或陷入破产。因为“由于其创造货币的能力,央行将免于破产。其可以以负权益的状态来运行。”
翻译过来就是:央行不缺钱,因为央行就是印钱的。
人们对于直升机撒钱持有严重的忧虑,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其带来的潜在通胀效应,二是其合法性。因此,“开直升机撒钱”近些年更多地停留在理论设想的阶段,而不是一个可行的政策。
不过,德意志银行认为,没必要担心直升机撒钱这种方式,因为人们已经这么做了。via 德银分析师George Saravelos、Daniel Brehon、Robin Winkler:发达国家已经使用过这种货币融资方式。在二战期间,各国政府通过央行开动印钞机为他们高昂的军费开销提供支持。
的确,货币融资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发生的大萧条时期就被广泛采用,并且十分有效。尤其是在日本。日本央行在上世纪30年代在时任行长高桥是清(Takahashi Karekiyo)的带领下就采取过这种行动。当年,高桥是清因力主放弃金本位、并让日元大幅贬值40%而闻名,被称为日本的凯恩斯。最终,日本通过这种办法躲过了通缩泥潭。
而反对者们对于直升机撒钱可能引发通胀高企的担心也不是空穴来风。最极端例子发生在德国和津巴布韦,这两个国家最终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德国在1922—1923年间的通胀率达到29000%。津巴布韦的通胀率更加惊人,一度达到2200000%。
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们辩称,货币融资不仅在过去被广泛采用,而且带来的影响大多是积极的。他们援引经济学家Josh Ryan-Collins的观点称:
货币融资除了缓和大萧条造成的恶性后果之外,也并没有在战后产生不良通胀效应。货币融资是央行工具包里面一个标准的组成部分,直到19世纪70年代发生货币主义革命。1935年-1970年间,尽管经历了二战,但加拿大仍然从大萧条中迅速恢复,实现了从战争到和平状态的快速过度,并在此后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而享受了长达25年的相对稳定和高速增长的时期。
因此,直升机撒钱这种货币政策形式具有众多历史先例、合理的立法灵活性,它可以被证明在本质上比传统货币或财政政策更为有效。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谨慎支持“开直升机撒钱”这种方式。他近期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博客的文章里大方的承认了自己“直升机本”的外号,并称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例如总需求严重不足、货币政策力量耗尽、国会不愿使用债务支持的财政政策等,则直升机撒钱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不应过早排除这一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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