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坛：右翼的崛起 英国公投只不过是最新一枚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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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系教授Dani Rodrik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称，英国脱欧公投的冲击不小，市场渐渐明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严重低估了当前全球化形式的政治脆弱。而普遍的反抗情绪似乎正以一种不同的、交叉的形式展开：重申本土和国家认同，要求更大的民主统治和责任，拒绝中间政治党派，怀疑精英与专家。

这种强烈的抵触情绪是可预见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确对推动跨机构（管理市场、稳定市场和立法）边界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后果做出警告。而旨在创在无缝融合全球市场的贸易和金融超级全球化撕裂了本土社会。

更大的意外在于右翼采取的政治反应。在欧洲，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和本土主义民粹派崛起，而只有一部分地区是左翼领袖主导，比如希腊和西班牙。而在美国，右翼煽动政治家特朗普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左翼的桑德斯无力取代中间派希拉里克林顿。

随着新建立共识的消褪，全球化凸显出拥有技能和资源，能利用全球市场的人和没有该能力的人之间的阶级分化。与基于种族或地区的身份分裂不同，收入和阶级的分裂一般来说会加强这种政治上的左倾。那么为什么左翼无法对全球化构成巨大的政治挑战呢？

一个原因是，移民问题已经盖过了其他全球化“冲击”。民众从拥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大量贫穷国家的移民和难民处感知的威胁，增加了极右翼政客受欢迎的程度。

拉丁美洲的民主社会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些国家大部分都经历了全球化带来的贸易和海外投资冲击，而非是移民冲击。全球化变成等同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政策（Washington Concensus policies）和金融开放。中东或非洲的移民数量依然有限，且几乎没有政治冲突。因此拉丁美洲民粹主义者的反抗是以左翼的方式进行的，比如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以及委内瑞拉。

华尔街见闻注：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不少评论指此共识是美国作为支配欧洲和拉丁美洲经济的手段。

这个故事和右翼崛起的欧洲大陆的两个例外——希腊和法国相似。希腊的主要政治断层是欧盟和IMF要求希腊实施的紧缩政策。而在西班牙，直到最近大部分移民都来自文化类似的拉丁美洲国家。这两个国家不是培育极右翼主义的温床。

但拉丁美洲和南欧的经验或许揭示了左翼的更大弱点：缺乏振兴21世纪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明晰计划。从希腊的激进左派联盟（Syriza）到巴西的工人党，左翼未能提出稳固经济，又在政治上受欢迎的、更好的改良政策——比如收入转移。

左翼经济学家和技术派官员尤其受到指责。他们没有贡献什么建议，而是过于轻易地屈服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更糟的是，他们在关键时点主导了超全球化运动。

欧盟、OECD都把对资本自由流动的崇拜——特别是短期的那种看做政策标准，而近几十年IMF为全球经济做出了最有决定性的决策。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Rawi Abdelal所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领导这种先锋运动的不是自由市场理论家，而是 Jacques Delors（欧盟委员会）和Henri Chavranski（OECD）这种法国技术派官员，他们与法国社会党联系紧密。而在美国，技术派官员与凯恩斯主义的民主党联系更密切，比如萨默斯，后者为放松金融尽管打下头阵。

法国社会党技术派官员似乎已经把上世纪80年代初密特朗试验失败，总结为不再可能进行本土经济管理，金融全球化势不可挡，可以实行的最好的选择是颁布全欧洲及全球的法则，而不是允许德国、美国等强国实行自己的法则。

好消息是，左派的知识真空已经被填补了，不再有任何理由去相信“无可替代”的暴政。左翼政客没有理由不利用经济学的学术弹药。

参考几个例子： Anat Admati和Simon Johnson倡导激进的银行业改革； Thomas Piketty 和Tony Atkinson由一系列政策提议来应对国家层面的不平等；Mariana Mazzucato和Ha-Joon Chang在分配公共领域资源培养兼容式创新方面，写过多篇深入的文章；Joseph Stiglitz 和José Antonio Ocampo提议全球改革； Brad DeLong,、Jeffrey Sachs和Lawrence Summers认为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展长期的公共投资，并赞成绿色经济。左翼已经有足够的要素去构建一个纲领性的经济反应。

右翼与左翼的关键差别在于，右翼依靠的是社会加剧的分化来成长——“我们”对抗“他们”，而左翼会通过改革克服这些裂痕。因此这两派都从资本主义内部拯救了资本主义。但如果左派不再有类似的回应，这个世界将成为民粹主义者和极右翼党派的天下，后者将加剧分化，并带来更频繁的冲突。

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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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真的会是特朗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