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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弓伟：对冲基金要支持好人，打击坏人(3)
2014-09-03 mastereye 文章来源 阅 1012 转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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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资管网专访外汇交易专家纳什投资弓伟》
弓伟简介：纳什投资的弓伟为中国第一批期货操盘高手，90年代曾以人工高频交易叱咤于绿豆合约、橡胶合约；2008年转战芝加哥、纽约，任职于著名海外对冲基金公司，从事外汇交易；先后盈利上亿元；2014年，通过招商基金发行全球对冲基金，成为通过基金QDII通道进行外汇交易的先行者。
访谈摘要：
1. 我认为判断不出来的东西，就不需要判断。
2. 你可以展示你的能力，但目的是去“打坏人”。
3. 如果一个国家想人为的贬值增加战斗力，美国可能反对。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很差了，这个国家领导只是想让这个国家存在，一次性把货币贬值20%，然后就救了政府，老百姓也觉得我们还可以正常生活，在这种前提下，那么这个方法是可以用的。
4. 特别富有的人才会比较关心货币贬值，因为富人花钱是全世界花，富人去到国外，见到外国人后，会试图跟外国人去比。
5. 老百姓在中国好人敢夸，坏人不敢骂，害怕；而在美国市场上好人要帮，坏的企业也要做空。
期货资管网：中国周边小国家货币贬值，怎么交易他们相关的外汇合约？
弓伟：整个市场上流动性正常，有标准化合约的，也就美国交易所里面的这几个。其他的都叫小币种，小币种的流动性不太好，也不是真没有流通性，你去找一个现货来对冲，量又可以是很大的。你可以选择去跟它的央行做，还是跟他的银行做，还是找一大行做，都可行。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基本是机构在做，所以还是有渠道。但是没有没有把它变成一个上市的期货合约。
在CME上市的期货合约中，现在新出来一个流通性还可以的外汇合约，所谓类似于新兴市场的国家，也就墨西哥。墨西哥也就今年的成交量突然起来，其他的流通性都不行。墨西哥货币的交易量能跟上主流货币的十分之一，一手10万美金，做100手或者1000手的盘还是不成问题。
其他的货币交易情况跟人民币差不多。新加坡期货市场刚上A50，跟中国抢A50的定价权，中国政府把国内给他报价的公司关掉了。中国政府希望把人民币的定价权放在香港和国内，将来是新加坡，再后来放到伦敦，最后到美国去。
美国市场的影响力太大，如果他同步发一个东西，基本就把定价权给抢走了。就像日经指数，这么多年最大的交易量一直都在新加坡。只是今年很多大机构都参与了，我们也参与操作，一看量活跃了，日经指数在美国芝加哥就上市了。这个合约美国一上市，就直接把日经指数的成交量从新加坡给带走了。
CME把日经指数一上，我们所有的资金也就都过去了，新加坡这边就没有做了。在这之前大家都公认的日经指数的定价权在新加坡，可是只要美国市场以参与进来，几个月的时间就抢走了。
期货资管网：听说您去年外盘操作的都非常好，您跟我们介绍下。
弓伟：以前我都自己做，不用跟外界宣传，只要自己知道就行。去年是因为要考虑发行公开产品，所以找了一个人专门来统计业绩，太久远的业绩没有太大的意义。最近，我们的做法是，比如明天要见客户，就会把这几个月的业绩拿出来谈，再笨一点的方法，我在香港开一个账户，给客户安装一个软件，只能看不能买卖，看看钱是怎么赚的，风险怎么控制的，一个月后统计有40%的收益。
由于近期我们在海外的对冲产品要发行，有几个机构认为，我们过去的业绩和他们在市场上听到的的业绩相差太远。那我们想一个再笨一点的办法，我们和期货公司约好见面的前一个晚上，我就开始做单，第二天把结算单拿出来，就能看出来多少金额的情况下，我们使用了多大的杠杆，能做多少交易量，风险和收益比是多少。
期货资管网|：请您介绍即将要发行的对冲基金的设计结构，如何控制产品风险？
弓伟：关于我们想发的对冲产品，以100块为净值，会用60块来做固定收益，40块用来做期货交易，60%是没有风险的。40%的仓位要承受多少风险？就看整个账户的风险控制线。一般人所常说的风险是指，我有100块，这100块冒的风险是多少？如果全仓买股票的话，和半仓买股票的话，就对应了相应的风险，这是所谓的资金控制。
那我们就干脆做一个硬性控制，如果我们整个账户的清盘线是20%，那我就只投20%，那它最坏也只能亏20%，剩下来的钱就不用，那就绝对没有风险，而不是相对的风险。如果20%部分我们有能力产生超额收益的话，比如100%的的收益，这部分仓位对整个账户就产生了20%的收益。
100%的收益相对普通人是很难的事情，那我们试一试。有一家机构，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想知道我怎么做盘，我说那好办，我们白天谈完，今天晚上有非农数据，我就今天晚上再做一晚上，明天再给你看明天的账单，那天晚上，我大概做了1000多张单，像香港的中资机构，很多公司一个月也就只有1000张单左右。
用一天的时间，想象一个月的收益，或一年的收益，一天的时间把它完成，另外的时间就休息，那就没有风险，这是管自己钱的逻辑。对的时候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太有把握或者累的时候，干脆就不要做盘。打个比方，我们跟人打交道，我经常跟我父母讲，一辈子跟那么多人打交道，你总结出来这么多人不太好，少数人还可以，其实这点跟你本人没有关系。好人就是好人，不太好的人就是不太好，这个跟你接不接触他也没有关系。你只需作一个选择，谁比较好你就跟他聊天打交道，其他的你聊不来的，不要去见他就行了。
期货资管网：您是如何理解交易的？主要选择什么样的品种来交易？
弓伟：市场本身就是不确定的，确定的就去挣这个钱，不确定的不要理他。不需关心市场上所有的事情。做交易无非是要帮客户赚钱，一次一次的证明，你说的和过去的都不代表将来，越早的越不代表将来。老是说十几二年前的成绩，市场一直都在变，可能有些品种早就不存在了。
做绿豆的时候，当年我们最大的交易量当时占全国交易量的百分之几，后来又做大豆，我最后一次做国内期货是做橡胶。橡胶当时在上海上市，我觉得橡胶在上海比在海南上市公平，既是工业品又是农业品，属性很好，我们做了一年。2003年年底，发现我们的交易量又占橡胶总交易量的百分之几，再做就不可能更大了。如果没有更大的品种上市，我的交易瓶颈就没法突破，所以决定结束战斗，国内的商品就没有碰了。
我做海外的交易跟做国内的商品一样，先提高收益率，后扩大交易量。一般的品种都存在一个问题，收益率高了，再给你更多资金的时候，就不一定能持续高收益。
国内的品种，池子本身就这么大。只有海外的外汇品种和美国的指数，这些品种的池子就非常巨大。像一瞬间下去1000手单子，一手是10万美金，下1000手就是下了1亿美金，你拿一亿美金去全世界买任何东西，商品的价格就出现偏离了，而且还会给出一个错误的信号。你一买它就涨，导致你认为买对了。你一买完它就不涨，等价格下的时候，亏钱要想平仓，会发现越平价格就越跌。其实这个信号是错的。
只有外汇市场和美国的指数市场，会给人一个正确的反应。对的就对了，错的就是错的。市场跟你下的单没有关系，也不会有秋后算账。没做之前，是对的，做完之前，本来也对，比如有一个庄盯上你了，老反方向挤，直到把你挤出来，你平仓他就赚钱。但是在外汇市场，很难会有这种假设出现，连银行都做不到，就说明市场才公平。那最简单的道理，全世界不管是多大的机构，都是交易人为在想的东西。
我有时候经常开玩笑说，高盛这些大的投行机构，他们也是人在干，那个人如果只是从学校里找来，学历很好，干的时间不够长。如果交易员干到我们这个年纪，他们也许会自立门户。他没有干到我们这个年纪，他们所有的操作，很容易从一个动作就看出来他想干什么。
非农数据出的时候，有人问我晚上怎么判断，我说真不需要判断，所有人都非常恐惧非农数据，连美联储都判断不出来。我认为判断不出来的东西，就不需要判断，每次美联储出非农数据，都出乎所有的的人预料，因为从来就没有认猜对过。结果是有一批人使劲想有可能涨，又有另外一批人使劲想往下跌，冲的时候使劲往上冲，一分钟拉的非常多，接着一分钟跌的非常多。
正常人的交易逻辑都是：从各种教科书里面来的，对的时候留着，错的时候止损。
结局会是，对的时候，留住的人没有赚钱，错的时候，止损的人把钱亏完后没有单了。非农数据的时候，两头都是我们的单子，上的时候卖了，下来的时候买了，那一次晚上1000张单子，是平常的10倍的交易量，30%的的收益，两天就达到50%的收益。当然这是自己的账户可以这么来操作，别人的钱很难跟他解释。
所有人都希望听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东西，这个逻辑假设是不可能达成的结果，我怎么可能听得懂，如果我听了能跟你达成共识，一定是我先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那么假设我的观点跟你是不同的，你怎么可能让我听懂，让我接纳你的观点，除非你准备骗我。
比方说我们一起去旅游，你走了5公里，我走了2公里，我走的2公里是我看见过的风景，后面的3公里是我没有看见的风景，现在因为你走的比我远，我找你问问后面的风景如何。如果你想让我不舒服，你就讲我没有看见的3公里（多么的不好），我就会越听越觉得跟我前面走过的2公里所见不同，我们俩就有无数的矛盾。如果你比较圆滑的话，你就会来我，走了多远？我说我走了2公里，你就紧跟着我走过的2公里风景跟我讲，然后我们就达成共识，你是一个好导游，下一次我就跟你走。
要让人听明白你讲的内容，这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一般不去跟人家讲太多，比如我问你做什么，我就来跟你讲什么。我只要讲的在你的领域里面，大概我们能够达成共识，我们就比较容易交朋友。
期货资管网：您怎么看待期货资管的发展？
弓伟：资管行业就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小时候，北方人老讲有“好孩子”、“坏孩子”，如果说这条街有一个坏孩子，何谓坏孩子？坏孩子就是爱惹事的，爱打架的孩子。如果突然从外面来一个外乡人，要偷东西，抢东西，要欺负人的时候，那么谁来出面去跟他去打？一定是强者去打，其他小孩一看，打不过外乡人，就不去了。那个最强的就说：这一条街我长的最高最壮，都知道我是一个坏孩子，有坏人来的时候，理应我去跟他打，要不然其他人肯定打不过。其他小孩子是帮不上忙的，但是他们又天然的认为，坏孩子理应比他们强才去干这件事情，那他们需不需要指挥坏孩子？
一个“坏孩子”他打架打的多了，真的遇到坏人的时候，就得他去对付这个坏人。资管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两种模式：第一种，要么你会挣钱，你想帮别人挣钱。别人只要你这个结果，至于你能讲的怎么样，那是不重要。第二种人挣钱并比别人来的快，但是想通过这个行业来就业，想让客户认为他比客户要做的好。其实每一个行业都应该是这样，归根结底就是怎么选择的问题。
我也觉得不可能通过交谈去跟客户说清楚我怎么挣钱。用到一个比较笨的办法，就是“信任度”。比如我长到18岁了，身体长的还可以，想让别人承认我是一个发育良好的孩子，就没事就去惹事。
北方人有一个逻辑，小孩之间打架，随便打，一旦有老头、老太太过来一说，回家吃饭，大伙就立马散去回家了。
你可以展示你的能力，但目的是去“打坏人”。我们小时候经常会有20岁左右的年轻人，警察都管不了的，正跟人打的厉害，一老太太拄着拐杖过来，准备去敲，就不打了，到此为止。老太太吓唬小孩的目的，是为了让街坊邻居都过的好，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后来我觉得，你如果有一个赚钱的能力了，基金行业是让人去管钱，你去管理基金，到底是跟客户讲清楚你怎么赚钱，让别人跟你学，不见得你是一个好老师。最直接的做法是，把基金的钱管好，把风控控制住，有可能就多赚点钱。
老家的小孩子们长大了之后，我回去问他们：你小时候为什么那么爱打架？他说没有，只是习惯了。最开始是不想被人欺负，后来是不想别人欺负我们家邻居，再后来别人都认为我能打架，所以只要打架，别人就来叫我，我就习惯了。现在我才知道打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那个时候处于发育阶段，发育阶段比的是谁比较能打。最终有一天比的是谁足够的让人接受你是那个想保护一方平安的人，所谓的聪明要回到厚道上来。
我们现在做交易，所有的交易逻辑，怎么能想通，怎么能想对，要想对就先得跟整个大逻辑合拍。
期货资管网：请问您怎么看待当下市场宏观的投资机会与风险。
弓伟：金融危机出来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会说，市场有可能更差，有可能再崩盘，二次探底等诸如此类的话。这个在分析细节上是对的，就像两人打架，强的打过弱的，这是对的，但是一定要把弱的就此消灭掉吗？如果不是，那整个金融市场在干什么？那就是让大家过的更好点。
如果这个目的出来之后，短期谁比谁强，谁比谁弱，就显的不重要了。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出来说：我才不管谁比谁强，谁比谁弱，只要你们打到有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打得快不行的时候，我就拿一个棍子，所有人都挨打，让所有的人都回家，最终让这个战斗平息，恢复正常。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很差了，已经不需要去分析，市场只需要一个答案，经济得恢复回来。哪怕至少表面上回来，也要回来，弄一个假的繁荣也行。比如市场的市值回来了，所有人兜里的钱一算账，数量回来了，那就够了。先达到这个目标再说，这个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
今天市场的走势走到这里，基本恢复正常了。“量化宽松”是不是要放手了？可以慢慢放，我们就是以这个逻辑来操作的日经指数。日经指数的逻辑就是，日本人已经那样了，核爆炸、大地震，又是中国的钓鱼岛跟他玩，市场要不要真的要把他消灭了？没有，不会。然后安倍那个家伙已经出来说：我跟全日本的老百姓都说好了，我们贬值个百分之几十，换一个名义，让我们股票市值增加。要不要换，不就是换一个名义上的增长吗？可以换，这是一个极简单的逻辑。
如果一定要用经济原理来分析，这个政策对不对？那么这个政策不一定对，或者说情绪上，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不是对着干？这个跟钓鱼岛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就选择进去做日经指数了，后来发现外储也进。就一个逻辑，什么事情到一个极端的时候，它可能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如果抱一个主观的心态，我很恨日本人，我就要他崩盘，结果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在这条街上，应该想这条街逻辑；在河南就想河南人的逻辑，河南人都喝酒，你如果说喝酒不好，那就没法跟他们说话了。
如果中国人都恨日本人，出了中国后你会发现，中国、日本等其他的国家，用的货币都是美元。其实我们中国政府用的货币也是美元，出了中国不用美元的话，人民币花不出去。
在中国国内，如果为了让人民币能够国际化，要牺牲多少企业，牺牲多少所谓的逻辑不通，经济学家都说这个逻辑是错的，人民币升值是错的。但是，中国一定会达到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个目标。可是到了国外以后，还得老老实实的说这个世界只有一个货币，那就是美元，其他的货币都是美元的衍生品。
如果一个国家想人为的贬值增加战斗力，美国可能反对。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很差了，这个国家领导只是想让这个国家存在，一次性把货币贬值20%，然后就救了政府，老百姓也觉得我们还可以正常生活，在这种前提下，那么这个方法是可以用的。
期货资管网：如何看待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预期的争议？
弓伟：我们中国政府以前的贬值，老百姓是很不舒服的，老百姓心里想好不容易赚点钱，拿到国外一花根本就不值钱。这一次老百姓比较高兴，现在人民币升值了，一旦出国买东西就很划算。一定有划算的时候，也一定有不划算的时候。现在是想让大家很舒服，所以人民币一直升值。对于不舒服那批人，就不让他们说话，开工厂做国际贸易的人，实际上人民币升值不挣钱不舒服，但是弱势群体就不许说话。
如果这个影响一旦传导到老百姓身上了，工资发的不够多，经济不够好，就业率不够高，所有事情都恶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完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代价非常大。一旦人民币国际化完成以后，假设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政府也解决不了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办法就是，货币一贬值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就是贬多少的问题。
这种解决办法不存在好坏，只是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办法，什么时候适用，节奏不好掌控。这个时候有两种人，一个是跑的快的，一个是跑的慢的。跑的快的就是挣钱比较快的，跑的慢的就是挣钱相对比较慢的。某一个阶段是照顾挣钱比较快的，让人民币贬值让你们挣钱，等你们已经挣到很多钱了，跑的慢的说我的兜里没有钱了，一到国外老是嫌我穷，老是感觉我是不是富了，有个办法让人民币升值了，你再出去国外看看，以后不许你说你是一个穷人了。
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历史上早都有过。贬值这个动作是一件事，日常生活有无数的事，每一个人只关心自己的事，并不关心全国家的事，所以政府只能做点老百姓舒服的事情。但最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解决这一揽子问题，那就是人民币贬值。这个办法只用一次，用完第一天，可能过几天老百姓就忘了。
我看电视，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的人，可能只有第一天感觉到货币怎么就贬值了，后来拿出去花，昨天张三兜里有100，李四兜里有20，今天张三还是100，李四还是20，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最终感觉我不比你更穷，大家都还是老样子。
历史上德国，还有历史上的上海，曾经货币100倍的贬值，当地人不会说，我的钱贬值了，而是说东西怎么又贵了。当然我买东西贵了，你也买的贵了，他买也贵了，咱们都是公平的，所以就没感觉到货币贬值了，老百姓也不会把责任往货币贬值上去推。
货币贬值对于特别富有的人才会比较关心，因为富人花钱是全世界花，富人去到国外，见到外国人后，会试图跟外国人去比，如果你是亚洲首富李嘉诚，你会老担心明天我的资产，如果让政府一下贬20%，下次我再去欧洲，那我就比那个英国那家伙，本来我比他有钱，怎么现在我就比他穷了呢？原来是被政府一次性拿走这么多，不行，我得先挪走。
我们做交易也就这么点逻辑，但是我们去说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两个观点都对，如果我是政府，我也得这么做，没有太多新的办法。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本来说小范围的跟周边的亲戚朋友讲讲，你们拿点钱换点美金吧。他们说万一换了没有贬怎么办？我就跟懂的人说。懂的人又问，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你让我什么时间换？换多少比例？后面发现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原来所有东西的科学答案，先得有前提假设的。我们可以先设定一个框，在这个框里，如果你要做一个资产配置，你有百分之几十是不用的。如果你想着让这部分钱保值增值，这个时间段是10年或者20年的话，那你怎么配置你的资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学李嘉诚，把5%或者10%的资产换成美金，投资以美金定价的资产，以什么形式来让这部分资产去抗风险，去穿越经济周期。
如果有这种逻辑，我们得先画一个框，如果你去帮别人的时候也得把前提说清楚。在穿越周期的思维下，做一个十几二十年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从十几二十年相对长期来讲，是一个资产配置，从阶段性的回避人民币下跌的风险的情况下，可以有权力配置美元，但是时间点没有人知道。说不定中国政府一高兴，每天宣布一下，那我们怎么办呢？到那一天的时候一定是你换不来美元的。那我们先去拿一个期权，也就是我们先发一个产品，产品是正式向外管局申请了QDII额度，这个额度放到这，但是今天去找外管局要额度没有理由那绝对不行。我们没有资源，就得用正式的途径，外管局就给了50亿人民币的额度，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发产品，这个产品有能力增值那是我们另外一个本事。
当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4成换成美金，如果有需要把6成也换过去。正常的情况下6成做固定收益。做投资的话谁来管这部分钱？既然出中国门，去跟外国人打架，要去找一个经常打架能打赢的人来管。我个人拿自己的钱在国际市场上也投资经历了十年左右，如果说跟老外打架还算可以的，我在美国最大的基金也管理过资产。在这个小的拳台打架，我们打的还不错。现在我只是把这个技能移到中国来，帮中国的一小戳人，以这种配置去到美国市场的拳台上，只在限定的几个品种上比赛。比如只打泰拳，或者只打空手道，甚至于跟他说明我们只玩人民币，我们只打太极比赛。
我们可能比日本人、美国人，更容易理解太极。那我们相对比他们打太极比较容易打赢。那这样我就把这个框画出来，也就是我只做六种外汇和四个指数。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公平的市场，没有认能够使阴招。我们在这个市场上打比赛的时候发现，像田忌赛马一样，我们出的是中国的少数能打赢的人，我们已经打了二十年，外国出的是从学校招来的，外国可以招一千个、一万个，当然他们的经验没有那么好，但是他们是一个民主、公平机制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每一个基金都有好多个交易员，因为他们要分散风险。
就像中国的大厨和美国麦当劳来比做菜，中国的大厨说我只跟你比做一个菜，做这个菜我一定赢。美国的说，我不跟你比这个，我们来比做麦当劳，我们四个美国人，哪怕都是弱智，经过培训都可以卖麦当劳。说回田忌赛马，我们拿一等马去跟你们最普通的马去比，我的胜算又高了一点点。
回到我们最后的逻辑，这件事情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照顾不了所有的人，也不能说服所有的人，我们能帮到的就这么一小圈。就像美国的共和党，共和党是站在富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民主党是站在穷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都没错，目的是在什么周期下，什么时间段，让什么人去努力发挥他的价值。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要让比较聪明的人努力发挥作用，经济比较差的时候，要留着本钱，要让穷人有一种感觉，我还不错，我们穷人也当政了。
我们现在在中国经济比较差的时候，要让富人们留一部分资产放在一个地方配置着，等经济好的时候富人就有钱再回来重新干。我们只有这个能力，做不了这个普世价值。那是民主党干的事情，中国是一党执政。所以我开玩笑问亲戚朋友：你们赚的钱是什么级别。如果是穷人要吃饭，赶紧去上班。如果是富人，需要做资产配置。那ok，我把你的本保住，去配置成美金。我们来管理，不能保证你赚多少钱，但是我们能保证资产的风险度几乎在所有基金里面是最低。
我十几二十年都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对交易心里还是比较有数。我本人是河南人，在郑州90年代初就开始做交易，做绿豆交易的时候，当时开玩笑说本来想挣钱买一辆摩托车，一努力一天的钱就够买一辆汽车。旁边的人说，不许买摩托车，买摩托车只能自己坐，你如果买一辆汽车我们还可以跟着坐，买车前，他们都把在哪买，找谁买，多少钱都弄清楚了，收盘后，大概盈利了20万，当时一辆桑塔拉就16.5，所以大家一起去买了一辆汽车。当时回家我老婆说，你不是说好要买摩托车吗？记得是96年的事情了。
当时自己觉得只要有绿豆在，也不用急着赚钱。收盘后经常是和朋友吃喝玩去了，直到有一天绿豆突然关掉了，以前从来没有想交易有那么复杂，以前就是想如何在绿豆上去挣钱，现在关了没有盈利的品种了。之后就开始研究大豆，大豆不在郑州，要跑到大连去考察，还要跟搞好相关的关系，了解政策的制定。因为种种原因就搬迁到北京去了。
不管在哪里做交易，只要钱多，判断对。你明明知道那是错的，大部分人都是按着错的去操作，最后错的可以分钱，可以让不懂的人分到懂的人口袋里，这个逻辑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想的逻辑是谁要是非常强，就得帮着自己去跟其他的强的人打，而不是去欺负家门口的人。如果我既懂了，再去跟交易所的人，再去跟现货的，还有政策制定者，一起来把市场更笨的人的口袋洗一洗，感觉挺无聊的一件事。所以我就基本结束了国内的交易。
2001年在北京做交易大的时候，互联网不太好，为了做交易还得架一个锅，叫卫星接收机，要接成交回报。我当时在期货公司，要求他们把席位上的电话给我用，下单员只能给我一个人下，下完了才能给别人下，当时期货公司一层的人很惊讶，哪里冒出一个河南人，一个人把电话把着，其他人怎么做交易，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从开盘一直下到收市，Sars一来，就出不了门了。2003年底就把家搬到海南去了。
2005年有一家在美国上市的福汇公司专门做外汇交易的，当时刚进中国，能够网上开户，只是试一试的想法，当时运气还不错，到年底有11倍的收益。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我是福汇亚洲的总裁，他说福汇公司邀请了全国的400个客户，在北京要开一个会，我们邀请了一些重要客户过来见面交流。到北京开会前见了面，他们总裁说：我们有一个想法，
福汇公司从成立到现在，这十年来，全世界大概有十万个客户，最后剩下来能赚钱的大概只有5%，而这5%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赚的很多，少数人还可以，大部分人都一般，像你这样能挣这么多的很少见，所以想跟我谈一下合作，想邀请我来做他们的首席策略师。我只是做我正常的交易，他们跟一些客户来签约，签约客户按照我下的单，他们也同步下单，亏损客户自担，盈利后参与分红这样一种合作方式。
期货资管网：您如何看待对对冲基金的
弓伟：我曾被邀请到国内一家基金公司去演讲，主要是讲对冲基金怎么来赚钱的？举例你们去把好人和坏人都找出来，找到好人就买他的股票，找一个坏人卖空他的股票，过的时间长了，证明你判断对了，好的继续挣钱，坏的也的确亏钱，最终股票的价格拉开了。
2008年我们卖空了房利美、房贷美，雷曼，在苹果的公司股票价格90多的时候买了苹果股票，还有买进了黑莓手机的股票。交易记录一直都还保留着，当时看空房利美和房贷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能不能破产我也不知道，而雷曼破产我当时也思考过，只要雷曼这件事情不解决，整个市场不会好。我当时下了一个结论，如果我卖空雷曼亏钱的话，我在别的地方赚钱应该更多，表示市场已经回暖了。
谁也不知道雷曼这么快就破产了，雷曼的破产是不能预测的，但是整个逻辑就是平常的金融逻辑。股票市场是一个自然配置的市场，就是让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去做一个好企业，拿到更多的钱，再去发展。让差的企业，把钱亏掉，让差的人也把钱亏掉。这就是自然再配置。政府需要这样一个场所，政府不能假设我知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而是让市场自己去做决定。我们要做中间第三方，要推波助澜，让对的继续发展，让错的亏掉。
老百姓在中国好人敢夸，坏人不敢骂，害怕；而在美国市场上好人要帮，坏的企业也要做空。举一个例子，我一个人在社会上，我帮你一下，你也帮我一下，我就认为你是一个好人。碰到另外一个人，我帮他，他不帮我，我认为他就是一个骗子。可是他不帮我我也没有办法，我就会去找下一个。对于骗子来说，他只要多骗几个就OK了。如果第出现三种人，他是一个精明人。我不按这个逻辑，谁是好人，我帮你，你也帮我，那我下次还帮你，碰到我帮了他，他不帮我，下次我不但不跟他打交道，我要记住永远不跟他打交道。而且我跟其他人说，你们不要跟他打交道，他是一个骗子。
如果全世界只有十个人的时候，骗子是利润最大化的，一旦出现9个都是骗子，好人只有一个的时候，已经出现没有人可骗了。骗子的利润已经最低，所有人的利润已经最低了。好人的收益为0，骗子的收益也最低，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精明人出来说，我改主意了，如果好人只剩一个，他帮我，我就帮他，我们俩都是正收益。骗子不帮我，我也不帮他，他们从我的身上也骗不到钱，他们本来就收益率最低的，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骗子改主意，他按我逻辑来，谁帮我，我就帮他。这不就是中国人最简单的善恶有报吗？最终要让好人的利益最大化，要让骗子觉得没有利润不好玩，要让他改过来，这个就是第三方对冲基金要去做这件事情。
做对冲基金的逻辑其实很容易理解，如果哪家公司是好公司，买了就跟别人说这家公司股票不错，如果哪家公司表现很差，不仅卖空，而且要告诉别人说这家公司是骗子公司。只需要多找几个研究员，努力去甄别谁好谁坏。
我们与其去讲，怎样做对冲基金，就像教小孩一样，不要去教他，如果你随便吐痰，他马上就学会了。小孩学的速度比你想教他的力量大的多。不如你去做，做完了，他觉得好就会来跟你学。觉得不好就不跟你玩，就算了。但如果他不想学，你怎么教都是假的，没有用。所以我就决定以后就不再授课了。
刚好美国芝加哥交易所的一个华人场内马甲，来深圳开第一届期货大会。期货大会邀请他作主题演讲，他的演讲的内容和国内嘉宾的演讲不同，讲到CTA部分，大部分参会人员都听不懂。会后，经朋友介绍，我们聊的比较投机，他就邀请我去美国做交易。我说我没去过美国，他说只要同意去，其他的事情都交给他。一个月后他找参议员签了字，跟交易所也沟通好，把邀请函寄过来给我，邀请我当他的合伙人。后面去美国，去过一家美国比较大的基金公司，这家公司大的滚动屏上面显示2亿美金的产品，从成立截止到现在一个季度收益2%，我就跟他们说，我一天就做出来了，他们说不可能。我说我明天早上来你们公司做交易，你们做什么品种，我就做什么品种，如果一天我能把2%的收益做出来，我就晚上请大伙吃饭，如果没有挣到，你们就当我是来访问。当天晚上我就去买宏基上网本，结果第二天一个小时就把2%的收益给挣到了。
美国我去过三次，每次待半年，第一次去美国，去的芝加哥，以做商品期货为主，跟郑州有点类似，围着交易所一圈有几百个交易公司，但是交易的量不是太大。第二次去的加州，第三次再去就去了纽约。在美国做对冲基金，既要实现收益，还要入乡随俗在沟通习惯上，最后还要符合合规，只要有一条没有合规，基本就全盘皆木。合规要做好，一年下来的成本也要100多万美金，这是净花出去的。如果没有做好这些准备，有可能钱赚到了，偶尔犯了一个错误，就打回原形。连索罗斯的这么大型的基金，最后也是经常因为不合规而被罚，在美国做基金，合规问题是防不胜防。我本人的英文不够好，某些地方有漏洞，我是不知道的。
感觉合规风险无法回避，关键我这么多年都是衣食无忧，另外又考虑父母和家庭，最后折中前几年全家人搬到香港，我在香港还可以跟外界有比较多的接触。
我现在做的几个产品都是以纯宏观对冲为主，招商基金在08年还没有拿到QDII的时候, 当时的国际业务总裁找我商量，还有其他基金的人都跟我聊过，要么说批不出来额度，要么是风控的困难，总之几年过去了产品一直都没有发出来。直到13年底的时候，招商基金的吴武泽先生提出了发行QDII产品的可行方案。
市场上很多产品的风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有些股票是连续跌停，不可能止损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假风控，这个风控只是很多人拿来去游说客户用的，不是一个真的风控。作为一个大公司以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按我们做事情的风格，你只有100%能做到，才能说这句话。风控要么是确定性的，要么就没有风控。海外的产品一致做法是：不可以承诺风险，不可以承诺利润，不可以承诺保底。一个产品不可以做交易的人设计风险，让做监察法务部门的人把他的风控弄清楚。做交易的人骗监察法务部门的人怎么办？最后就变成设计成的次贷产品的结局。交易设计的人聪明的多，他能设计出来就可以骗到你。不如老老实实的，发行海外的产品都不可以承诺风险，不能承诺利润和承诺保底。
举例客户给你100块，你拿50块去投资海外市场，海外公司破产可能是拿不回来钱的，国内的第一个QDII产品就是因为雷曼破产，结果钱就拿不回来了。如果投资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风控就是一个假风控。从一开头就在说假话。你说概率很低，概率低和没有风险完全是两种概念。无风险产品和有风险产品就是两个界定。银行存款是无风险的，投资是有风险的。如果风控是20%，80%干脆就不要拿出去，风控就控制住了，剩下来就是产品风控。如果产品有这么大的波动性，你就控制不了。如果有人恶意的跟你做对手方，就像葛卫东操作棉花，总有一个人要输的。
所以我倾向于做流动性风险好的，这个产品没有道德风险，没有利益输送，不可操控，品种的波动性又很低，外汇一天波动2%就很大了，我选择的六种外汇都是主流的品种：英镑、欧元、澳元，几乎不太可能一天波动2%，明天降息加息都达不到，再出来一个9.11也很难达到2%的波动。股市一天是1-2%左右的波动，5%就成了股灾，如果你买了道琼斯指数，风险控制在5%，我还是相信风险可以控制住。中国的指数可以超过5%，而你买的股票可以超过5%，如果把风险控制在20%，股票市场会有八个封死跌停的，中国市场出现的所有极端行情我们都见过。
来源 期货资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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